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全体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寄予殷切期望和郑重嘱托。他提出了“两个不可替代”的重要论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两个不可替代”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如果没有哲学社会科学重要地位的不可替代，就不存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重要作用的不可替代；如果没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同心协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哲学社会科学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也无从体现、无从确立。因此，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在为祖国和人民立德立言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

在当代世界，科学技术代表的不仅是科技文化，而且是一种现实的物质力量，即生产力发展水平。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所达到的水平，就是一个国家生产力的水平。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科学技术是强盛之基，科学技术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历史表明，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总是与相应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在较长时间里为世界之最，科学技术也有相应的创造和发明，如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英国学者李约瑟以毕生之力写就的多卷本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对此有过公正精辟的论述和评价。然而，当西方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中国仍然处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生产运用新的科学技术，而中国仍然处于比较落后的手工业时代。从明朝中叶开始，中国渐渐落后于西方，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科学技术的落后。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制造出原子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这“两弹一星”，研发出载人航天飞船、高铁、“蛟龙号”载人深海潜水器等等，实现了“上天游月宫，深海探龙宫”，我国科技发明和技术创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屠呦呦以青蒿素的发明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更令国人、令全世界华人为之振奋。当然，我国科学技术仍须努力创新，以新的科学发现和科技发明贡献世界、耀我中华。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只有科学技术的发展还远远不够；科学技术单轨独进不可能持久，因为它缺乏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教训表明，单靠发展自然科学与技术不足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苏联的自然科学与技术不能说不发达，尤其在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和航天航空及军事科学技术领域，都能与美国一争高下。然而，苏联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方面却是失败的。在指导思想上先是教条主义，后来在反对教条主义过程中逐步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最后发展到公开反对和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此相联系，全部哲学社会科学由于失去正确的指导思想而陷入混乱状态。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但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既缺少对现实的批判性思考和建设性成果，又缺乏抵御西方意识形态进攻的能力。如果从哲学社会科学不可替代这个角度总结，可以说，苏联的失败是因为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大溃败。“卫星上天”与“红旗落地”并存，充分证明了习近平同志的一个重要论断，即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

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与技术最为发达，可是自然科学与技术在改变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不断使人类和人类社会自食苦果。在总体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生态问题、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突出，以及城市化、市场竞争激烈带来的道德危机、价值失范和心理疾病增多，使人们认识到仅仅依靠自然科学与技术发展并不能实现幸福生活的理想。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一些基本价值问题，如可持续发展问题、克隆技术中的道德问题、人工智能发展边界问题等，仅仅依靠自然科学与技术自身不可能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发现，其解决的可能性和解决方式，都依赖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参与和研究，单凭发展自然科学与技术不可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困境。

当然，我们也有深刻的教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不适当地取消了一些可以通过改革提高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包括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等，造成这些学科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空白期；而在“文革”中，哲学社会科学由于“左”的路线影响，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及其与共产主义相互关系的认识，以及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规律、阶级斗争规律等的认识，思想模糊，理论界限不清。实际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包括政策性错误，不能说与对哲学社会科学中若干重大理论问题认识的混乱无关。

我们党的历届领导人对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同等重要的问题都作过重要论述。有关部门也通过加大经费投入和其他多种方式，积极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毋庸讳言，在变化着的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对我国经济发展起了极大推动作用。但这只“看不见的手”，也会以巨大的力量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及其工作者发挥“指挥棒”作用。市场经济是以货币为中介的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是普遍的等价物。市场经济对货币的崇拜容易滋生拜金主义，也会对哲学社会科学及其工作者产生不良影响。我们强调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通过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保证市场经济的正确走向。当前，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地方和领域被边缘化，一些基础学科尤其是文史哲学科被冷落，主要是由于某些部门和理论工作者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轻视社会效益造成的。在文化和出版事业中，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并不罕见；在学术研究领域，急功近利、学风不正的现象也时有耳闻。这些都不利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不利于出精品力作，不利于出人才，都是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须高度关注和大力解决的问题。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完善和成熟，自然科学技术与哲学社会科学比翼双飞、相互推动的盛况一定能出现。

哲学社会科学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资源和重要手段

治国理政与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和方法是不同的。《史记》中记载了陆贾与刘邦关于如何治天下的一段对话：“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可见，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这是中国的一条历史经验。刘邦听取了陆贾的建议，重用叔孙通制定政治礼仪制度，依靠萧何等人参照秦朝法律制定《汉律九章》。汉朝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王朝，应该说与刘邦醒悟到“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不无关系。

其实，何止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也是一样。尽管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各有特点，但当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同样面临如何建立制度和法律的问题。他们从霍布斯、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潘恩、杰弗逊、汉密尔顿等一批资产阶级先进思想家那里吸取思想和理论，形成了反映资产阶级政治诉求的思想和观点，制定了有利于维护资产阶级长期统治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恩格斯曾经称赞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思想家，说他们是“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任何为取得政权而进行的革命，任务都比较单一、时间相对短暂。越是激烈的、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时间越短。然而，治理国家和社会是长期的，必须有一套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和观念，要逐步完善各项制度和法律。无科学制度、无完善法律的统治，必然失败。无论是建都南京的太平天国，还是占领北京的李自成的农民军，他们在短暂胜利后的败亡，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说，夺取全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的第一步，只是序幕。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熟知中国历史的他，把取得政权只看成序幕，一定认识到治国理政和制度化建设比夺取政权更加困难、更加重要。

不仅要从中外历史中吸取经验，还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中国是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国家，有长期的治国理政与睦邻安邦的经验。从对外说，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对内则倡导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为政以德、清廉从政、勤勉奉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都可以为我们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当代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就开始了从夺取政权到治国理政的根本性转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世无先例的伟大事业。我们面对的是新的时代、新的国际条件，而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不仅包括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而且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诸多方面。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问题、如此辉煌艰巨的事业，一定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哲学社会科学多种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研究提供创造性研究成果，为决策部门的顶层设计提供理论支撑。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在解决时代问题中不断发展的。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再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强调共同富裕、依法治国、公平正义，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向前跨出一步，都会有不少理论问题需要论证和研究。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走出来的，不走就没有道路，也不叫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在特定阶段虽然没有详细的“路线图”，但我们有“导航仪”，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其中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有各门社会科学研究新成果的理论支撑。这是中国共产党不会走僵化保守的老路、不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断加强治国理政的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思想理论保证。

习近平同志对不断加强治国理政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极为重视。他强调：“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夺取政权花了28年，但花了60多年进行社会主义的制度探索和建设实践。我们有过教训，也积累了经验。近几十年来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也遇到不少问题。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把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把顶层设计搞得更科学、更全面，经得起实践检验、经得起历史考验，必须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因为改革发展每前进一步遇到的问题，都既是实际问题也是理论问题。实际问题应成为理论研究的导向，而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应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钥匙。

对担负不同方面工作的领导干部来说，应具备相应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各级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和素养，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至关重要。不懂经济学理论的人管理经济，不懂文化理论的人管理文化，不懂管理学理论的人管理大型企业，不懂环境理论的人领导环境保护，都是搞不好工作的。有些领导干部不是不想干好，不是不想把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治理好，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和适应工作任务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和素养，不知道如何干。正因为如此，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自己承担的艰巨任务，或者“乱治”，或者陷入“无为而治”“懒政”“惰政”，陷入无计可施、无路可走的困境。恩格斯说过，“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这个论断，值得天天忙于事务而轻视理论工作的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和思考。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

哲学社会科学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充分认识自己的社会使命和责任。无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某个专业的研究，还是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只要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主体，就承担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历史使命。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的价值、作用和责任、贡献就体现在为之献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项战略任务。话语权的核心是有理论支撑、有具体内涵的概念或范畴，而不是单纯的词语。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内核，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通过特定话语的表达方式。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谓话语就只是一个词或词语，而且是可以表达不同内涵的词语。如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可以存在于各种语言中。任何人都能够应用、能够作各种解释的，不算话语而是词语；当它成为特定阶级、集团或不同政治实体使用的话语时，必定是由某种理论支撑，表达某种利益、要求或意愿，具有特定内涵的词语。因此，关于话语内涵的争论甚至斗争，不是概念的争论，不是词语的争论，而是不同理论的斗争，是对具有某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内涵的话语权的争夺。

有些人总觉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没有学术水平，没有品位，没有个性。只有“为什么而什么”，诸如“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为哲学而哲学”，总之，“为学术而学术”，才叫水平、叫学术。似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工作没有服务对象，没有社会使命，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爱好和兴趣。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毫无疑问，研究工作需要有个人的爱好和兴趣、需要激情；没有个人爱好和兴趣，赶着鸭子上架是不行的，也是不可能获得成就的。但爱好和兴趣可以成为研究的推动力，而不是研究的目的。学术研究需要自由，需要宽松的环境，需要鼓励大胆探索；没有创新精神，不突破旧的思想理论和观念，永远在思想僵化的笼子里研究，不可能有新成果、新见解。不断重复虽然保险，但不可能创新。大家都走的路是平安大道，但不会看到新的风景。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而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是追求真理、大胆探索创新、平等讨论的必要条件。这种学术自由本质上是学术民主和学术主体性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但学术自由不能理解为可以任意发表各种奇谈怪论的自由、可以向真理发起进攻的自由。有人宣称中英鸦片战争的责任在中国，不拒绝鸦片贸易就不会有战争；鸦片战争打的是腐朽的清朝统治者，而不是中国人民。按照此说，从1840年起多次列强入侵，打的都是统治者而与中国人民无关；瓜分的都是统治者的国土，而与中国人民的家园无关。我们不是听见过有的论者说吗：越是爱国主义越是卖国主义，越是卖国主义越是爱国主义。发表这种“高论”如果也叫学术自由，这种“学术自由”还是少点好。这是伪学术自由，是向学术真理进攻时的掩体和防身的盔甲。

学术为个人服务、自娱自乐的观点仿佛很高尚，其实是高尚掩盖下的低俗。英国哲学家罗素讲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在谈到史学能够而且应该为一般读者做些什么时说，我并不认为历史是为历史学家写的，我一直认为历史是受过教育的人的学问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我并不认为诗歌只应由诗人朗诵，也不认为音乐只应由作曲家聆听。这位大哲学家的话是对的。哲学著作并不是一个哲学家为另一个哲学家或另一群哲学家写的，小说也不是某个作家为另一个作家或另一群作家写的。没有听众的音乐，正如没有人阅读的小说一样，等于零。如果学术研究超不出学者自己的学术圈子，哲学文章和著作只是自己的独白，或至多是少数哲学家的对话，这种学说又有多少意义呢？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有自己的社会功能，有自己肩负的使命。因此，我们应超出自我，超出自己的小圈子，面对社会，面对民族，甚至面对世界。在当代中国，应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这是为历经百年沧桑、饱受侵略者凌辱的千千万万中国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个人服务，这种服务无上光荣。这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可替代的原因。如果社会主义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没有服务意识，无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只是单纯满足个人的需要，这样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可以说“有你不多，无你不少”。

现在有些人喜欢讲中国传统文化中士的传统、士的担当精神，借题说事，似乎谁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谁就是依附权贵，就是没有中国传统士的独立精神。其实，真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或士，也就是儒家讲的君子，是有标准的，这就是讲气节、敢担当。无论是《论语》中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还是《吕氏春秋》中的“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都是对士的要求。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已把中国读书人的责任提高到无可再高的地步。这才是中国传统士人的精神。

思想自由是最具吸引力、最为人们赞赏的。思想自由的本质在于思考的自由。没有人能强迫人或禁止人思考。孔子说过，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思想最具创造力，最需要独立思考，反对禁锢。但思想自由的目的是发挥思考的创造力和创新力，发挥个人意志的能动性和爆发力。思想自由与责任不可分。有一分自由，就要承担一分责任。要自由而不要责任，不是自由而是特权。英国剧作家萧伯纳说过，“自由意味着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惧怕它的原因。”但思想自由一旦为某种势力或利益集团所独享，变为它们的工具，就不再属于思想自由范围，而是属于思想特权范围。这时，评价的标准已经不再是抽象的自由概念，而是真理。谁占有真理，谁就拥有最大的思想自由。思想自由的合理界线和责任当然应由法律规定，而不由某个人的主观意志规定。学术自由与责任的连结点是法律、是法治；学术自由与追求真理相结合，这就是学者的责任和良心。

一些人乐于谈论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倡导自由。其实，他们倡导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由，任何反对资本主义的观点和行为都被视为反对自由。这种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是资本主义理想的崇拜者。无论是《通往奴役之路》还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历史的终结》，捍卫什么，反对什么，清清楚楚。当然，以西方自由主义为旨归的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中国没有合适的生长土壤。近年来，面对西方吹来的新自由主义之风，附和者或倡导者也多有所见。不过在当代中国，这也只能算是枝头蝉鸣，很难组成一个庞大的合唱乐队，因为这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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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这是一个能够产生也应该产生伟大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时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有广阔的展现自己才能的天地。同时，我们又处在一个充满物质利益诱惑和多种社会思潮碰撞的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坚定的立场、鲜明的旗帜、辨别理论是非的能力，还要有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马克思说过：“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向上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应该成为我们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座右铭。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