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学术精神，有两重顾虑。一是出于个人的顾虑。人微言轻，学术资历更浅，遑论学术成就，何敢奢谈学术精神？但我想，在奋起直追前，先廓清思想的疑虑或给予精神的激励，未免不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出于时代的顾虑。这是个“唯物”的时代，独不缺的是金钱、物质、资本，但思想、灵魂、精神等方面就显得相对贫弱了，耳边常听到灵魂掉队、思想惨淡、精神涣散等喟叹。此时侈谈学术精神，或有不合时宜之谓。然忠言只是逆耳。斗胆略表新声，不揣冒昧，诚恳求教。

学术精神首要强调的必是自由精神

学术研究的自由精神在西方理论和思想界具有深刻的共识，他们对学术、思想自由的描绘和塑造总是令人震撼和向往。罗丹的“思想者”雕塑生动地展现了自由思想的崇高力量。马克思以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自况，表达了对学术自由的无限景仰。人文历史上一切哲学、艺术、文学、宗教、道德的最高成就，都是一种内心自由的表现和学术自由的成果。

然而，学术自由并非就是信马由缰。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立足于现实的客观条件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这不得不说是一定的制约和规范。一方面，学术研究必然受制于研究对象和研究工具的变化发展。不仅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亦是如此。尤其社会历史科学更是要受制于历史前提和社会环境。社会科学研究超越于特殊时代和具体国情之上，若然东成西就自是可嘉，若然南辕北辙、南橘北枳，肯定不是研究者所曾期许的。另一方面，学术研究还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和产生于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学术前沿必须有理论基础和文化后方的坚定支撑。因此，理性才是学术研究和科学发展的逻辑基础，而绝非随性或者任性。

西学东渐以来，自由精神在我国学术研究中得以广泛宣传，同时也实际促进了我国的学术发展和文化繁荣。这不仅得益于个人意义上有学术大师如陈寅恪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推崇和垂范，更离不开在国家和社会层面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文化政策的积极培育和引导。

学术精神在中国传统精神中去追问，集中体现为“道”的精神

从立身、立言、立德不同维度上，“道”的精神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和作为传统文化、政治精英的士林阶层中，得到系统而丰富的继承发展。析之以分说，似可从中读解出道术之辩、道器之辩和道治之辩三重涵义。

道术之辩，或道业之辩，是以儒家学问和传统思想的传承接续为己任的传统知识分子对自身职业精神的高度概括，在唐代韩愈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中表现得最为明确。传道授业是传统知识分子从事精神文化生产、实现自身价值和参与社会进步的主要途径。由于传统儒家思想和学术主要集中在文化、思想领域，道之在业和业以传道的紧密联系是不言而喻的。而现代学科门类和专业知识的急剧分化，尤其自然科学的极大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消解和改变了专业研究同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但是，为师传道、授业解惑仍然是现代知识分子追求职业和事业统一发展、实现个人和社会双重价值的现实路径。

道器之辩，即“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反映的是传统儒家对超然态度和超越精神的理解和追求。原意不及细论，姑且假借比喻学术研究中对客观性、普遍性和超越性的孜孜以求。在一般层面上，“道器之辩”指示了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经验抓规律，从形而下的现实表象世界晋升到形而上的科学真理世界的重要途径。在更深层面上，“道器之辩”还指示了学术研究通过理论反思和批判，实现思维转换、超越和学术创新、飞跃的重要途径。在此，“形下之器”指的是思维保守、理论僵化和教条主义，“形上之道”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学术创新和科学发展之道。

道治之辩，反映了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从学术研究和思想宣传出发，通过积极的咨政议政等，致力于国家和社会建设的责任担当精神。《礼记大学》里的“修齐治平”首先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学术宗旨和价值理想，同时也传达了儒家由内圣向外王、由修身致知向经世致用的治学路径。这一宏大理想在宋明之际更加明确而系统。宋朝张载有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鲜明地表达了传统文化精英积极介入文化、社会和政治建设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在现代科学划分体系中，这种对于人民、国家和社会的终极关怀和担当精神，首要承载和体现在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身上。虽然在时代变迁之后“道统”的内涵和外延、内容和形式等必然发生变化，但是知识分子承担的引领政治、文化、社会发展方向的责任丝毫不能推辞或懈怠，而且现代社会发展也为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提供了更为丰富多样的途径和手段。

学术精神在现时代必然要体现为实践精神

在我看来，倡议实践精神最为鲜明又最为深刻的，非马克思主义者莫属。实践之于马克思，不仅仅是以“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自称，不仅仅是一种“改造世界”“实际地改变现存事物”的理论指向，更深刻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把实践作为检验自身理论，检验学术、思想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理论都必须在实践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被实践所否证和抛弃。

作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分子，实践精神至关重要。如果说自然科学必须在纯粹客观的条件下研究自然存在的话，人文和社会科学因为是由作为其研究对象的人和社会所决定的，必须奠基在现实的人和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基础上。毋庸置疑的是，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本质规定，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真实舞台。拒斥实践，否认实践对人和社会的决定性意义，只能陷入闭目塞听、闭门造车。否认实践就是否认现实，深为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取，更应为现代学术研究所摒弃。

工业化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从而深刻决定了现代学术、现代思想的实践精神。不仅传统科学必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汲取实践的力量，理论创新必须以实践发展为动力和源泉，更为显著的是，现代学术还创新了日益繁多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等，每一门新的学科都必然面向和反映人类新的实践，都是一部正在打开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物质和精神交往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和实践活动的新书。

面向实践就是面向群众。今天，得益于教育的普及和人们素质的提高，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的分野已经逐渐淡化。随着现代生产和现代社会的发展，以知识、技术和管理阶层为主体的中间等级日益壮大，更弥合了精英文化和群众文化之间的差距。现代学术研究应该认识到，人民群众不仅拥有思想文化的天赋权利，而且提高了思想文化构建的素质能力，人民群众更是实践创新的主体，是思想创新、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因此，面向群众、面向实践，必然体现了现时代的学术精神，也体现了现时代的理论文化姿态和思想宣传路线。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科社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