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明日报 》（ 2013年12月23日 05 版） 唐洲雁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在历史的旷野中，毛泽东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但正是这一不断延伸的历史时段，为我们提供了越来越长的审视距离。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也就益发引起人们的兴趣。

毛泽东的虎气与猴气

究竟应该如何来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我想还是采用他自己的说法比较准确一些。对于自身的特点，毛泽东曾经有过很多的评价，其中有一个说法，叫“七分虎气，三分猴气”。1966年，他在给江青的信中写道：“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所谓虎气，有很多种解释，我觉得这里可以理解为原则性，是一种立场；所谓猴气，则是指灵活性，可以理解为战术层面上的东西。

应当说，在一些重大的战略问题上，在一些涉及到国家、民族利益的根本问题上，毛泽东是从来不妥协的，是一个原则性非常强的人。比如当年赫鲁晓夫来谈联合舰队的问题，毛泽东不仅寸步不让，而且发了很大的脾气，因为这涉及到了中国的主权问题。

再比如说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美国的封锁，毛泽东同样没有丝毫的妥协。他在评论美国国务院白皮书的时候，曾经这样写道：“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所以说在这些涉及党和国家、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的原则性都非常强。

但在另一些战术问题上，或者说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毛泽东的灵活性又特别的强。他的成功之道，说白了，就是两个字——“务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只要事情能办成，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

坚守的最后原则不能两极分化

说到原则性，那么毛泽东的原则性到底在哪里？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他坚持的最后原则究竟是什么？或者说他的立场在哪里，他的底线又在哪里？

我们都知道，关于社会主义最大的原则无非是这么三条：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些都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原则性很强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在毛泽东那里，就一定是他的底线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具体分析。

比如说按劳分配，毛泽东就从来没有把它当作一个最终的原则去坚守。他甚至认为，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1974年，他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后来，他又多次谈到这一观点，强调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他看来，按劳分配某种意义上是用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所以说，这并不是他要坚持的最后底线。

第二个，关于计划经济。人们常说毛泽东时代是计划经济的时代，这个话一点都没有错。因为在《共同纲领》里面，就说新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而不是说要发展市场经济。但是到过渡时期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已经看到苏联计划经济的许多弊端，开始了自己的一些思考。比如他说过：“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正是从那时开始，毛泽东提出探索适合中国的建设道路，要实现第二次结合。为实现第二次结合，他写下了《论十大关系》等重要著作，提出很多好的思想，努力摆脱苏联计划经济的束缚。

然而要打破苏联计划经济的体制，谈何容易。因为搞经济建设不像打仗，有自己独特的规律。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从一五计划开始，实际上就是照搬了苏联计划经济的那一套。这些计划下去了，就要执行，长此以往，各种条条块块也就形成了，甚至森严壁垒。这个时候要想轻易改变，就很容易出问题，会牵动全局，甚至会导致整个经济计划的中断。后来的“大跃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所以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总结说，我们对于搞经济建设的规律还没有完全的把握，想得太简单，有一些思路和想法，但是怎么和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在这些方面，办法不多。“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应该说，这些总结还是很深刻的，说到了点子上。

也正是在这个反思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些好的想法，好的思路。比如说郑州会议以后，提出旧账一定要算，反对剥夺农民，强调要讲商品法则，主张价值规律要遵守，甚至提出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认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如此说来，计划经济的东西，也不能完全说是毛泽东坚持的最后底线。如果有合适的环境和条件，他也会对计划经济做一些重要的改变，甚至有可能会接受市场经济的一些东西。可惜他那个时代没有这样的条件。

那么究竟什么是他坚持的最后底线？是公有制吗？

很多人说毛泽东喜欢一大二公。确实，他说过人民公社的好处就是一大二公。但是如果说这就是他坚持的最后底线的话，也不尽然。过渡时期的时候，他说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尽人皆知。过渡时期完成以后，他又说过：“我们消灭了资本主义，还可以发展资本主义”。

其实在郑州会议以后，关于所有制的问题，毛泽东反反复复一直在思考。两次郑州会议，他思考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以什么为基础的问题。思考的结果，逐步提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并写入了他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60条，此后10多年一直没有变。

那么在所有制问题上，毛泽东的底线究竟是什么？我认为，这个底线，说白了就是不能包产到户，不能“三自一包”。

为什么不能？是因为他认为包产到户，最后必然导致两极分化。所以他说“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由此说来，不能包产到户，不能两极分化，实际上这才是毛泽东最后的底线。在他看来，如果两极分化，那么我们过去辛辛苦苦换来的革命果实就丧失了，老百姓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资本主义就要复辟，就会变成修正主义。无疑，这是他那个时代的认识局限。

如何避免两极分化，说到底就是一个怎样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一直努力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要求“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

毛泽东是中国农民的儿子。因为他生在农村，对农民的疾苦最为了解。早年他做过农村调查，了解中国的社会状况、阶级状况，对农民的社会地位和蕴藏的革命性的认识也最为深刻；对中国革命的动力在哪里，最为清楚。正是在农村的环境里，他开辟了一条中国革命的道路，同时又把农民成分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毛泽东这一辈子，对农民，对这些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是怀着深深的感情的。他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弱者，是真正需要去帮助、去解救的人。因此，他始终把自己当成是贫苦农民的代言人，当成是普通老百姓的代言人。也可以说，毛泽东最大的原则就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站在社会底层民众的立场上，努力避免两极分化，使他们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特别担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掌权以后会脱离群众，如果脱离了群众，就要让他们去“洗洗澡”，去接受群众的改造，就要开展各种形式的整风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整党整风，包括三反五反，他都抓得很紧。特别是下决心枪毙张子善、刘青山，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被认为是了杀了两个人，管了20年。

毛泽东改变中国历史

毛泽东的一生，成败得失都有。问题是，我们要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来认识和评价毛泽东；要采取什么样的标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平台，来看待毛泽东。

中国人常说两句话，“不以得失论英雄”“不以成败论英雄”。我认为，恰恰是这两句话，给了我们三个评价体系和认识标准。

第一个，就是“以得失论英雄”。这里的得失，有很多种，我们姑且把它理解为“评价主体个人的得失”，也就是指我们评价者从自身的得失、切身的感受、个人的好恶去进行评价。不以得失论英雄，也可以理解为不以我们本人的、自身的得失来论英雄。

说是不以得失论英雄，但又有多少人不是以自己的得失、从切身的经历和感受去评价别人呢？

比如说中国的老百姓，他们为什么感念毛泽东？还不就是因为毛泽东创建了新中国，让他们翻了身，当家做主人，政治上有了话语权，经济地位有了改变。这种朴素的感情使他们永远缅怀毛泽东。

从个人的得失、个人的情感来认识和评价毛泽东，这个东西错不错？我个人觉得不错。因为一个人如果完全超出自己的感情来评价，第一不真实，第二很难做到。

但是如果仅仅从个人得失、从自身的情感来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全面不全面？肯定不全面。因为这样的认识毕竟是个体的、感性的，很容易碎片化，很容易偏颇，很容易出现判断上的失误。所以时至今日仍会出现有的骂毛泽东、有的赞毛泽东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

第二个评价标准，就是“以成败论英雄”。这里的成败，与个人得失相比，更多的是强调客体的成败，或者说我们评价对象所领导的事业的成败。成败是事实，这是一种客观的评价，一种价值的判断。这种基于事实的评价，相比起前面的“以得失论英雄”，要客观得多。

评价一个领袖，一个事业的带头人，我们当然要以成败论英雄。毛泽东的一生，成败得失都有，如果来进行一下客观的评价，大概不外乎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他是一个改变了中国历史的伟人。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参与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为这个党的建设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在农民占人口80%以上的国家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两个先锋队”，这个不容易。为此，他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从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加强党的建设，开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提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提出反腐倡廉的问题。

第二，他创建了人民军队，提出了党指挥枪的原则，要求支部建在连上，主张打人民战争，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战术。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提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和巩固的国防。他是一位举世公认的军事家。

第三，他通过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领导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创了新中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为后来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历史的基石。

第四，他确立了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

这里有三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抗美援朝。这场战争打掉了斯大林的怀疑，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不可小视。有人说如果没有抗美援朝就可以解放台湾，这只是一种假设。实际上，美军第七舰队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就立即开进台湾海峡的，而不是中国宣布抗美援朝以后才开进去的。

二是两弹一星。如果当初没有下决心搞，今天我们还搞得起来吗？人家还会让你搞吗？

三是建立起相对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体系是什么意思？就是自己能够循环，什么都能够制造，有螺丝钉，也有机床，经济命脉掌握在自己手里，不需要依靠别人过日子，不用看人家的眼色行事。当然，这种独立是无奈的，也是不完善、不全面的。

其次，他是影响中国文化的大家。

第一，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诗人。毛泽东的诗词也充满了虎气和猴气。如早年的《咏蛙》诗：“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出声？”

离开韶山冲的时候，他改写的诗词：“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到了长沙，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于是又写诗：“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结论是：“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到陕北，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新中国成立以后，则是“换了人间”！

这些还不是虎气？

当然猴气的东西也有很多，“不是春光，胜似春光，战地黄花分外香”。这些阴柔之美、婉约之声，在毛泽东诗词里面，俯拾皆是。

第二，他是一个书法家。毛泽东的书法脱胎于怀素的狂草，自成一家。我不懂书法，但知道一个事实，就是当今中国越有文化的地方，毛泽东的题字就越多。比如大学的校名，比如报纸杂志的报头、刊名，等等，不胜枚举。

第三，当然，我们更知道，他是一个思想家。据粗略统计，已经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加起来有2000多万字。一个人一生给后世留下2000多万字的作品，这能不能算一个思想家？

第四，是他留下的毛泽东精神。特别是在权势权威面前不屈服、不低头、不认输的精神，在当今的国际国内大环境里，尤其值得提倡。

我们中国人评价一个人，喜欢讲文治武功、文韬武略。文治，他有；武功，他也有。从这样一些事实来看，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个当之无愧的领袖，一个当之无愧的英雄。

当然，要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评价毛泽东，还有一些东西不能回避，那就是他也犯过一些错误。

大到历史性的错误，如发动“文化大革命”；

中到决策性的错误，如发动“大跃进”运动；

小到个人作风方面的错误，如晚年一度接受个人崇拜，听不进不同意见，犯了主观唯意志论的错误，等等。

第三个评价体系，就是“不以得失论英雄、不以成败论英雄”。这就是要跳出当下、纵观历史，或者说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时代的前沿去进行评价。从这个高度，可以获得更加广阔的视野，而不是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与成败。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先行者

还以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实践为例。如果不以成败得失来论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来认识和看待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这里我想借用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评价。毛泽东曾经称赞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借用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这一评价，我们也可以说，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

那么，作为先行者，他跟别人有什么不同？我想至少有四个不同：即他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想过一些同时代人没想过的事情，看到了一些同时代人没有看到的问题，做过一些前人没有做过的探索，当然，他也就犯过一些前人没有犯过的错误。包括前面讲到的大、中、小的错误。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想过、做过的事情无非是：中国的经济建设如何来搞，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领导经济建设的党该怎么来抓，如何确立中国大国的地位，当然，还有如何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等等。

以确立新中国的大国地位为例，很重要的一战就是抗美援朝。为什么当年党中央的决策那么难，党内的分歧那么大？就是因为人们的看法不同、意见不一。毛泽东之所以最后下决心去打，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一些战争背后的东西，看到了这一仗对确立新中国大国地位的重要意义。再比如说两弹一星，在那样困难的年代，下定这样的决心，去做这样的事情，对确立新中国的大国地位，也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说，在新中国的建设上，毛泽东想过一些别人没有想过的问题，看到了一些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作过一些别人没有作过的决策。在党内，他经常强调领导干部要看得到、抓得起、放得下。

那么，作为先行者，究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我认为，首先他要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没有理想，怎么带领别人往前走，又怎么知道往哪里走？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为了追求他的理想，从来不放弃斗争，甚至不惜展开党内斗争。所以说，他是一个走在时代前面的人，他永远都不满足于现实，总是迫不及待地提出下一个阶段的任务。当然，因为他是理想主义者，因为他想走在历史的前头，所以往往容易脱离现实，会犯一些前人没有犯过的错误。

黄克诚在毛泽东去世以后，在“非毛化”最严重的时候，曾经作过一个评价。他说：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们这一代人能够理解毛泽东，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好心，他为人民事业是紧张操心了一辈子的。到晚年，他的雄心壮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这一生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几十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乱子，犯了理想主义的错误。“从他的本意来讲，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

其次，作为一个先行者，他必须是一个战略家，能够提出宏观的战略规划，否则就无法带领大家往前走，不能领着大家去做事。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战略家。他熟读历史、纵谈古今，对现实有良好的大局观，有人所未有的国际眼光、世界视野，对未来有超凡的预判能力，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再次，作为一个先行者，需要有挑战精神，需要对现实有批判精神。毛泽东立足于现实又不满足于现实，为了实现理想、实施战略，他会向传统挑战，包括向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传统；他会向权威挑战，包括国际上的、党内的，甚至包括知识权威；他会向体制挑战，包括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苏联计划经济集权体制；他还会向现实挑战，向特权挑战，向群体挑战，向既得利益集团挑战，甚至不惜向自然挑战，向人性挑战。这样的挑战，当然难免有碰得头破血流的时候。

总之，毛泽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我们研究他，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许多看似矛盾的东西，在他那里却是内在统一的。如涉及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他是一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涉及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霸权主义、支持世界民族民主独立运动，他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国际主义者，对亚非拉和第三世界的支持，不遗余力。在一些战略层面的问题上，他的原则性特别强；但在一些战术层面的问题上，他的灵活性又特别强。这就又回到了我开头所讲的，他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是虎气与猴气的统一，七分虎气，三分猴气。

（唐洲雁：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会长，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任，长期从事毛泽东著作编辑和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