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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智库发展的重要条件

    发布时间:2013-09-23 点击次数:

        2013年9月23日   《学习时报》   王莉丽

        从2009年中国举办第一届全球智库峰会至今,中国智库经历了高速发展的三年,而今“智库”俨然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和精英界的热门词汇。在学界,智库研究从不为人重视的“冷门”逐渐发展成为一门重要的跨学科的显学。在业界,无论是官方智库还是大学研究机构纷纷寻求智库发展的新模式,一批以建设现代化智库为导向、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目标的研究机构迅速成立。在这样的智库热潮之下,中国智库的数量从2008年的全球第12位跃居第2位,实现了数量上的巨大飞跃,但是创新能力与影响力却依然与西方智库存在很大差距,禁锢中国智库发展的根源在哪里?
        中国已故的物理学家钱学森在与温家宝总理会面时曾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就钱学森的问题,世界著名经济学家——2013年9月3日离世的罗纳德?科斯曾经指出:那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禁锢中国智库发展的根源也正是中国思想市场发展的滞后。
        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基础和知识基础。假以时日,中国要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前提必须是有这样一个思想市场。科斯认为,“思想市场”与“商品市场”有着显著的区别。在商品交换市场中,任何一个人都能向其他人出售商品;而在思想市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对其他一部分人产生影响,他们只占到总人口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却非常重要。科斯所说的这一小部分人就是我们所说的智库精英们,智库的思想创新将影响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从20世纪初早期智库出现和发展开始,美国和欧洲的智库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在世界各国智库中,西方智库数量多、影响力大。诞生在20世纪初的美国智库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更是已经形成了全球最为发达的思想的市场和成熟的运作机制。从经济学的视角,西方智库作为一个在思想的市场自由竞争的经济体,其产品是“思想”,其目标消费者是公共政策制定者和影响政策制定的群体。从西方智库的成功经验来看,西方智库之所以能够成为思想创新的工厂、能够产生强大的影响力,主要是因为四个因素:开放的市场环境、充足的市场需求、高质量的产品和全方位的市场营销,其中开放的市场环境居于首位。
        从隶属和资本构成的角度,目前中国智库可分为三大类:官方、大学和民间智库三种。官方智库的资金来源于政府拨款,大学智库属于半官方性质,资金大部分来源于政府拨款,也引入市场化资金运作。民间智库完全处于市场之中,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由于作为智库产品主要需求方的政府在思想产品采购上很少甚至没有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处于政府体制外的民间智库生存空间狭小。与西方成熟的思想市场机制相比,中国智库还处于计划经济阶段。
        一个国家智库的发展与其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国智库形成与发展过程和政治环境的变迁过程是基本一致的。中国智库的发展历程从1949年开始到现在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时期,即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之所以把这段时期称为萌芽时期,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政策研究机构还不足以称之为智库。但是却具备智库的某些特征,也承担着智库的某些功能。这些机构以苏联研究机构为模式,紧紧地被部门和机构任务束缚。在这些机构里从事政策研究的人被西方学者称为官方知识分子(EstablishmentIntel-lectuals)。这一时期,官方知识分子也的确为政策决策起到过外脑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民间知识分子相对于官方知识分子而言,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使他们一直处于谨小慎微的心态之中。第二阶段是多元化发展时期,即改革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是中国智库尤其是官方智库发展的黄金时期,民间智库也得到一定发展。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处于多元化发展中的智库一度停滞,但是这一时期为中国智库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时期智库的职能主要是为党和政府的决策和规划提供智力支持。其政策观点更多的是基于实际操作,而较少出现意识形态和官僚机构弊端的研究,从研究领域上来讲更多偏重于经济体制改革。第三阶段是平稳发展期,即20世纪90年代初至20世纪末。这一时期,大学附属型智库得到充分发展,中国智库基本形成了官方、大学附属和民间智库共存的局面,但是民间智库无论在数量、资金还是影响力上都处于边缘。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智库更具有独立性、影响力和国际视野,“旋转门”现象开始出现在中国智库界,专家治国的思想被普遍接受。另外,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智库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政策决策和情报分析的重要部门,同时它们也成为中国官员与国家之间日益重要的纽带,承担着独特而又重要的“第二轨道”外交功能。第四阶段是战略发展期,即21世纪初至今。21世纪初至今,中国智库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国际化发展的时期,中国智库不但要影响中国政策,还要在国际舞台上掌握话语权,发挥中国的软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大力发展智库,提高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被提高到一个战略高度。
        目前,中国智库在数量上与西方国家智库不相上下,但是创新能力却相差甚远。与很多西方智库的强大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相比,中国智库的影响力相对还很弱小,国际话语权也相对缺失。这种状况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国面临的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与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的当今世界都极不相适应,同时也与中国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
        就当前中国智库发展状况而言,无论在政治环境、舆论环境、人才资源、资金保障还是社会需求上,都是中国智库的黄金时代。智库不但成为中国媒体和公众耳熟能详的流行词汇,而且也逐渐真正成为政治决策、国际传播、公共外交中的一个重要力量。中国从来就不缺乏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思想者,中国智库目前所亟需的是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中国智库需要从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