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 《人民日报》 2013年07月05日
2001年，我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上预期，21世纪是我们国家踏上“文艺复兴”的新时代。而今，进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我对此更加充满信心。
现在都在说中国梦，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我的梦想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甚至在相当意义上说，民族的复兴即是文化的复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的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明。尽管在近代以后中国饱经沧桑，但历史辗转至今，中华文明再次展露了兴盛的端倪。
推动文化的复兴，我辈的使命是什么？我以为，21世纪是重新整理古籍和有选择地重拾传统道德与文化的时代，当此之时，应当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经学”。我们的哲学史，由子学时代进入经学时代，经学几乎贯彻了汉以后的整部历史。但五四以来，把经学纳入史学，只作史料看待，未免可惜，也将经学的现实意义降到了最低。现在许多简帛记录纷纷出土，过去自宋迄清的学人千方百计求索梦想不到的东西，而今正如苏轼所说“大千在掌握”。我们应该如何善加运用，重新制订新时代的“经学”，并以之为一把钥匙，开启和光大传统文化的宝藏？
长期研究中，我深深感到，经书凝结着我们民族文化之精华，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重新认识经书的价值，在当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甚至说，这应是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立足点。
“经”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因为它讲的是常道，树立起真理标准，去衡量行事的正确与否，取古典的精华，用笃实的科学理解，使人的生活与自然相调协，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臻于和谐的境界。经的内容，不讲空头支票式的人类学，而是实际受用有长远教育意义的人智学。
“经”对现代社会依然很有积极作用。汉人比《五经》为五常，《汉书·艺文志》更把《乐》列在前茅，乐以致和，所谓“保合太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表现了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五常是很平常的道理，是讲人与人之间互相亲爱、互相敬重、团结群众、促进文明的总原则。在科技发达、社会巨变的时代，如何不使人沦为物质的俘虏，如何走出价值观的迷阵，求索古人的智慧，应能收获不少有益启示。
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是发轫于对古典的重新发掘与认识，通过对古代文明的研究，为人类智识带来极大的启迪，从而刷新人们对整个世界的认知。我国近半世纪以来地下出土文物的总和，比较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考古所得的成绩，可相匹敌。令人感觉到有另外一个地下的中国——一个在文化上鲜活而又厚重的古国。对此，我们不是要全单照收，而应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把前人保留在历史记忆中的生命点滴和宝贵经历的膏腴，给以新的诠释。这正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上世纪60年代，我的好友法国人戴密微先生多次说，他很后悔花去太多精力于佛学，他发觉中国文学资产的丰富，世界上罕有可与伦比。现在是科技引领的时代，但人文科学更是重任在肩。老友季羡林先生，生前倡导他的天人合一观。以我的浅陋，很想为季老的学说增加一小小脚注。我认为“天人合一”不妨说成“天人互益”。一切的事业，要从益人而不损人的原则出发，并以此为归宿。当今时代，“人”的学问比“物”的学问更关键，也更费思量。
作为一个中国人，自大与自贬都是不必要的。文化的复兴，没有“自觉”、“自尊”、“自信”这三个基点立不住，没有“求是”、“求真”、“求正”这三大历程上不去。我们既要放开心胸，也要反求诸己，才能在文化上有一番“大作为”，不断靠近古人所言“天人争挽留”的理想境界。
（作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郑炜明博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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