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光《人民日报》（2013年05月09日）
对于孔子的思想，一般认为“仁”是其核心，相关讨论也较为充分。其实，孔子思想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时”。由于学界对孔子思想中的“时”还不够重视，讨论较少，因此很有必要加以深入研究。
孔子是依时而定的“圣之时者”
孟子曾对几位享有盛名的历史人物作过评价：“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孟子·万章章句下》）伯夷就是商末不恋王位、反对战争、不食周粟的孤竹君长子，他被作为清正廉洁的楷模。伊尹是辅佐商汤伐桀立国的阿衡（宰相），后又辅佐三位商王，以敢担当、堪重任而著称。柳下惠是鲁国的贤大夫，以宽厚仁和而知名。对于孔子，孟子作出了“圣之时者”的评价。所谓“圣之时者”，就是说孔子能够不拘泥于成规，能相机行事、依时而定。因此，孔子是金声玉振的集大成者。
实际上，孟子“圣之时者”的评价来源于孔子自己的主张。孔子在《论语·微子》中对被称为贤人的伯夷、叔齐、柳下惠等人的德行作过褒奖有加的评价，但谈到自己时却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这里的“无可无不可”，说的是万事万物没有什么绝对不变的，可与不可看起来是相互对立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它们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统一。也可以说，孔子是用辩证的方法看待问题的，认为矛盾的双方可以转化，一切都应相机行事、依时而定。《论语·里仁》中还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是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要怎样做、不要怎样做，只要怎样合理恰当就怎样去做。对孔子而言，一切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一切都要顺应时势，相机行事，择善而从，力求得体，以获得最佳效果。《论语·子罕》中有：“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戒绝的四件事情——不任意、不专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也从反面表达了要顺应时势而不要固执偏颇、任性僵化、一成不变的主张。
孔子善于采用依时处事的方法
在《论语》等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孔子在处理问题上灵活采用“无可无不可”、依时处事的例子。
一是孔子拒见阳货的例子。据《论语·阳货》记载，执掌鲁国大权的季氏家臣阳货想会见孔子，孔子不愿见他，他就先送去一个煮熟的小猪作为礼物。根据春秋时期的礼节，接受礼物的士人应该亲自前往馈赠者家里拜谢对方，但孔子不愿见阳货，就“时其亡也而往拜之”，就是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去拜谢。虽然孔子在路上还是遇到了阳货，但不管如何，孔子这样做，正体现了他依时处事的灵活性。
二是孔子见南子的例子。这件事在《论语·雍也》中有记载。卫灵公的夫人南子貌美风流，虽名声不太好，但她却一心要见孔子。这是孔子在卫国遇到的一件麻烦事。在一般人看来，孔子不应见她，因为去见一个绯闻不断的女人有失斯文，孔子的弟子子路就竭力反对。但孔子却出人意料地去见了南子。事实上，孔子客居在卫国，还带着一帮学生，国君卫灵公的夫人求见，国君本人并未阻拦，应邀前往应是合乎情理的，这对他自己和学生在卫国的活动有利。更何况孔子一身正气，身正不怕影歪，因此孔子在这件事情上还是力排众议，采取了灵活变通的态度。
三是孔子灵活施教的例子。《论语·先进》记载了孔子和弟子的一段对话。当子路问他“闻斯行诸”时，孔子的回答是“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而当冉有问这个问题时，孔子的回答是“闻斯行之”。公西华听后疑惑地问：同样是“听说了是否就该去做”这一问题，当子路问你时，你说“有父亲兄弟在，怎么能一听说就去做”；而当冉有问你时，你却回答“听说了就去做”。你怎么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不一样呢？孔子说：冉有好谦让，办事不够大胆，故鼓励促促他。子路争强好胜，故抑制压压他。这正是“无可无不可”思想的具体体现。
四见《论语·宪问》中孔子的一段话：“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就是说，国家政治清明，要言语正直，行为正直；国家政治黑暗，要行为正直，言语谨慎。这是在告诫他的学生，在暗无天日的混乱世道，要善于保护自己，不能还像太平光景那样口无遮拦。这段话也集中体现了孔子“无可无不可”、依时处事的思想。
“时”与“仁”交融会通
孔子主张遇事依时而定，灵活应对，但这绝非没有原则地肆意妄为。其实，在孔子思想中，“时”与“仁”是交融会通的，依时而定的所作所为，正是为了争取实现仁道的远大理想。
《论语·阳货》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公山弗扰盘踞在费邑图谋叛乱，召孔子去，孔子答应了，意欲前往。子路以公山弗扰是叛臣，反对孔子去。孔子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的回答是：如果给我机会，我是不会错过时机的，我将会使周文王、武王的仁义之道复兴在东方！由此可见，孔子的“时”是和他所主张的“仁”密切相关的，为了实现仁道的远大理想，有时需要采取灵活变通的手段。
从对管仲的评价上也可以看出孔子思想中“时”与“仁”的交融会通。对于君臣关系，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这里把“事君以忠”作为对臣下的要求。但当论及管仲时，孔子却没有拘泥于成见。历史上，管仲和召忽曾共同辅佐公子纠，当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继承君位后，召忽自杀以殉，而管仲却成了齐桓公的宰相。子贡从常理出发，认为管仲的行为是不忠不仁。但孔子并不这样看，相反，他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和天下政治统一的高度否定了管仲“非仁”。而是认为正是由于管仲，齐桓公得以称霸诸侯，并以周之德政匡正天下，人民至今都享受着这一恩赐。这里，孔子把对人民、对天下一统有大德的政治作为称作仁。这的确是孔子的远见卓识，他第一次明确了仁不仅是个人品德，而且还应包含政治作为。这正反映了孔子在评判人物时顺应潮流、依时而定的“时”的观念。
实际上，孔子的“无可无不可”、一切依时而定的思想，正体现了他的中庸思想。中庸即恰到好处、恰到火候的状态，就是“时中”。《中庸》道：“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中”有合乎时宜、随时变通之意，力求做到分寸恰当、最合尺度。孟子发展了“时中”的思想，引入了“执中”、“有权”的观念。《孟子·离娄》中举例道：“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这里的“权”就是因时而变、顺势变化的意思。当嫂子掉进水里，就必须援之以手，将其救起，再讲男女授受不亲，就是见死不救、不仁不义了。在这里，“时”与“仁”最终得以会通融和，“时”的变通是为了实现“仁”的理想。总之，孔子思想中“时”的观念，反映了孔子顺应时势、因时制宜的辩证观点，具有与时俱进的思想内涵。这也是孔子及儒家思想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作者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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