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 2013年第4期 贺秋石
大约是从上世纪末的最后一两年，到新世纪的这十多年间，以否定或颠覆一切为宗旨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似瘟疫一般弥漫在学术领域，特别是在以鲁迅研究为主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越演越烈。其中，尤以一些人鼓吹的去革命、反体制研究和鲁迅遭遇“绑架”说横行学坛。这些所谓精英，将本应属于鲁迅的核心精神，本应属于学术范畴的内容，蓄意政治化，并且进行了符合自己口味且又能为己所用、为己扬名的政治化。
2011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一位化名“方尺规”的先锋作家，写了一篇题为《质疑鲁迅》的文章，公开亵渎鲁迅。他从鲁迅杂文中罗列出10处所谓“疑点”，得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结论：鲁迅是假的，有人代笔，是“人造”的大师。还有一位所谓“艺术精英”作了一个被一些人传得津津乐道的演讲，题目叫《鲁迅的好看与好玩》。其中毫无学术可言，而是带着浓厚的八卦色彩，以江湖游方郎中的相面术来“纵横捭阖”鲁迅的好看与好玩，这不是哗众取宠又是什么？在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有人在发言中祭起了“去革命”的旗号，将毛泽东对鲁迅评价中的“伟大的革命家”称谓去除，给改成了“伟大的社会活动家”，似乎这样一改，就能抹去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鲁迅固有的革命内涵了。
毛泽东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社会活动家”的提法，根本不符合当时鲁迅的状况。
众所周知，鲁迅在上海的最后十年，是其一生中著述最为丰富、战斗性也最为激烈的十年，同时也是他完全蛰居的十年。仅有的一次公众场合的露面，鲁迅是怀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心情，赴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杨杏佛先生的葬礼。当时，国民党限制他的行动自由，一些小报制造的别有用心的谣言也在不断地追逐着他，以致他与外界的联系不得不通过日本人内山完造开设的书店进行。期间，国民党反动当局制造了对共产党人、左翼作家赶尽杀绝的一次又一次白色恐怖事件,鲁迅不得不经常举家躲藏起来。1933年4月11日，于长期东躲西藏后，鲁迅举家自拉摩斯公寓搬迁到刚刚落成的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的大陆新村1弄9号，这才有了一个稳定的住所。但是，这个住所并不对外公开。由于环境的异常险恶，鲁迅不得不一直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内山书店职员的身份入住大陆新村。直到三年半后病逝，连户口都一直没有申报。请问，古今中外，有哪一位“伟大的社会活动家”是不具公开身份、不对外公开家庭住址的？
鲁迅暗中参与的营救中外人士的行动，其营救对象无一不是共产党人（包括共产国际和外国共产党人）和左翼民主人士，这就是鲁迅身上凸显的与众不同的革命特性。由此可见，那种在鲁迅研究中高祭所谓“去革命”的旗号，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存在的，自然，也有悖于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的原则与常识。
有关鲁迅遭受共产党、毛泽东以及共产党特使冯雪峰“绑架”的说法，近十余年间被一些人大肆传播、扩散，以致越过浩瀚的太平洋，抵达美国。一个叫徐贲的旅美华人学者，就大肆传播这一观点。他在2008年发表题为《红潮往事》的万言文，针对鲁迅临终前三个月发表在《文学丛报》和《现实文学》上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徐贲先生在引用时将其冠之为“发表过一封《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字样），这样杜撰道：“布切曼、伊罗生和李福仁一直以为这篇文章是鲁迅亲自写的，一直到英国里兹大学本顿教授（Gregor Benton）于1994年6月在《东亚历史》第七期上发表了《鲁迅、托洛茨基与中国托派》一文后，布切曼才知道，这篇文章是鲁迅在病重时，由冯雪峰所拟稿的。”
读着徐贲先生的这段文字，我们不禁给弄糊涂了！有关鲁迅先生这一篇《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早在1936年7月的《文学丛报》月刊第四期和《现代文学》月刊第一期刊登时，其文尾就明明白白地这样写道：“这信由先生口授，O.V.笔写”。O.V.即冯雪峰。鲁迅逝世以来的70多年间，无论哪一种版本收入，都是这么注明的。而冯雪峰本人撰写的一系列回忆文章中，或其回答鲁迅研究者、出版社编辑的提问时，也都是这么诠释的。
在此，笔者还要提供一个新的史实。这个史实是一位与冯雪峰过从甚密的人，与冯雪峰多次访谈的回忆，回忆的题目是《为鲁迅执笔——近四十年前听冯雪峰闲聊（一）》，作者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上世纪80年代担任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陈早春。此文写作时间为“2010年3月18日草，近又收入2012年10月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民国那些事——鲁迅同时代人》一书。
陈早春先生这样写道：
这两篇文章，鲁迅在答徐懋庸信中已郑重声明过：是“我的”。当然他说的是《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不过该文中也提到过“托洛茨基的先生们”，与《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的口径基本一致。
实话实说，冯雪峰没有跟我闲聊过《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的代写情况，而对《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的代写情况，却聊了很多，且不止聊过一次，时在1972年11月间，特摘录如下：
“当时‘国防文学’派中有些人诬陷鲁迅为‘汉奸’，为‘托洛茨基派分子’。这使鲁迅很伤心，很悲忿，以至使他怀疑这样的战友‘是否系敌人所派遣’……托派陈仲山寄来的第一封信，还有他们办的刊物，使鲁迅大为惊诧。他将这信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不让任何人知道，也瞒着许广平，《鲁迅日记》也未记。这封信是六月初（按为六月三日）寄来的，许广平回忆错了，误将陈仲山寄来的第二封信当做了第一封……陈仲山的来信，他跟我见面尚未开口讲话，就从枕头底下抽出来要我看。我边看，他边说，‘托派真的来了，来引为知己了，你看讨厌不讨厌！’……我问他要不要答复，他说那要拜托你了，并嘱咐我，要把来信附上。我将来信授意的这封回信寄给好几个刊物，由周扬掌控的《文学界》就是不愿意发表，好在别有两刊物都发表了。鲁迅看了，面带笑容地说，这次便宜他们了，来信也用同一字号，没加区别，太便宜他们了。”
显然，鲁迅先生是认真地看完两家刊物所刊的“这信由先生口授，O.V.笔写”的这封信的，而“面带笑容”，则表明了他肯定了冯雪峰的代笔没有走样，亦即没有违背他的本意。
在《为鲁迅代笔》的文尾，陈早春先生还着重作了以下说明：
附带说一下，冯雪峰在鲁迅在世时，他可以为鲁迅代写文章、增删文句，但当鲁迅百年之后，由他主持刊行鲁迅著作时，却一字、一标点也不许编辑改动，即使明显错了也只能加注说明。
最后，陈早春先生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鼓吹“绑架”说的精英们的险恶用心。他写道：
很难想象，在鲁迅眼睁睁看着一切的时候，居然敢假冒鲁迅的名义去发表自己的作品。有人热衷于谈论此事，可能的解释也许是这样：公开去骂鲁迅，可能多少有些顾虑（新时期似乎例外），那就只好去“清君侧”。今天在雪峰为鲁迅代写文章上做文章，是否也在沿用我们老祖宗的这套把戏？其实，冯雪峰早就被“清”过无数遍了，今后是否还将被“清”下去？
“清君侧”，陈早春先生评说的多么的一针见血啊！那些号称精英、新锐的人，究其根本，就是不要历史的真实存在！
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过去从不涉足鲁迅研究的新锐人物，掀起了所谓的反体制研究，四处散布所谓鲁迅遭共产党、毛泽东“绑架”了的说法。
在1927年4月15日前的广州，鲁迅确实与共产党人有过一些来往，但根本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如何看待鲁迅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笔者以为，正确的认识是正视历史的真实存在。应当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坦诚相见进而并肩作战的关系。
鲁迅最终同共产党人站在一起，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基于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鲁迅先生接受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被列宁称之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的理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鲁迅早期的著述及所翻译的外国作品中得到印证。二是其在北大授课时，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交往。三是孙中山先生昭告天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影响。四是1927年4月蒋介石突然变脸，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标和三大政策，大肆杀戮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群众的血腥暴行，使鲁迅先生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党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的认识和参与。及至后来，日寇步步蚕食我大好河山，中华民族处于危亡时刻，蒋介石却不顾人民死活，大打内仗，终使鲁迅不惜与蒋介石交恶，更加坚定地站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边。
有例为证。自1927年1月鲁迅自厦门抵达广州，至同年10月离去，鲁迅始终对国民党执政当局保持着高度警惕，对于国民党方面的拉拢和诱惑不屑一顾。1月25日，在中山大学学生会举行的欢迎大会上，面对国民党右翼的副校长朱家骅封自己为“革命家”、“战士”的时髦吹捧，鲁迅先生当场断然拒绝：“朱先生说得那一套我不承认！”他还坚决拒绝了蒋介石的铁杆幕僚戴季陶、陈公博、孔祥熙等人的请吃，而且拒绝得很是彻底：在传达室里贴上“概不赴宴”四个大字的告示。
与对国民党右翼的态度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共产党人的尊崇与爱护。一天，当中大学生、共产党方面的联络员毕磊传信说，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欲来拜访时，鲁迅十分高兴，当即呼应道：“太好了！我也正想见见他。”然而，出于安全计，鲁迅建议道：“不过，他来这里容易惹人注意，还是我去方便些。”结果是年长、辈分高、名望大的鲁迅，前往陈延年的秘密工作地点作了推心置腹的探访。
自1927年4月14日夜晚起，紧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开杀戒之后尘，国民党极右翼的戴季陶等人也在广州大肆搜捕、杀戮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革命群众。鲁迅闻讯后毅然挺身而出，以自己所担任的中山大学教务长身份，于当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大院系主任与著名教授紧急会议，商量营救被捕进步学生。在遭到与会的朱家骅等实权派拒绝后，鲁迅当即开始了长达两个月之久的辞职相抗。其间，他还冒着遭特务暗杀的危险，前往关押被捕学生的南关戏院探视慰问，并捐大洋十元……
说到底，鲁迅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定位在“坦诚相见，并肩作战，相互影响”这12个字上。而鲁迅精神的核心，完全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这就是在他逝世时，全国暨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覆盖在他遗体上的那面大旗上所绣的：“民族魂”。
当然，鲁迅是一个无党派人士，在同共产党的密切交往中，鲁迅始终恪守着自己的原则与立场，以及清醒、敏锐的是非判断能力。如对积极推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共产党负责人李立三要他参加飞行集会与演讲的反复劝说，他断然拒绝，坚决不做无益、无谓的牺牲。面对“左联”后期领导人推行的关门主义路线，鲁迅于规劝无效后拒不与之为伍。还有瞿秋白惨死在国民党枪口下带来的强烈震撼与反思——他不顾自己日趋衰弱的病躯，没日没夜地为亡友出版《海上述林》文集，直至死亡来临……
那些反体制研究的精英们奉行去革命、去政治化原则，他们并非真的不要政治理念，而是试图导向他们所希冀的那种政治理念。他们所持的立场，与学术界所奉行的民族魂核心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一些试图以“还原鲁迅”作为新诠释目标的人，把萧红笔下的鲁迅说成是去除了意识形态的“真正鲁迅”，可惜，这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罢了。正是在《回忆鲁迅先生》的散文中，萧红向我们讲述了两个极为重要的故事情节。一个是鲁迅带领二萧观看苏联在莫斯科红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盛大场面的纪录片时，神往地说过一番话，令二萧感受到了真实的鲁迅那种“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热切企盼心情。
萧红这样原汁原味地为我们记录下了1936年4月13日晚，鲁迅先生偕夫人许广平，邀请她和萧军同往上海大戏院观看苏联影片《夏伯阳》时的场景，以及当时说下的一段话：
鲁迅先生坐在xx电影院楼上的第一排，那片名忘记了，新闻片是苏联纪念“五一”节的红场。
“这个我怕看不到的……你们将来可以看得到。”鲁迅先生向我们周围的人说。
而另一个故事情节，同样记录了鲁迅与萧红之间看似风趣却意味深长的一段对话，其话题是关于肩负重要使命、刚自陕北来到上海的冯雪峰的。实录如下：
有一天晚上X先生从三楼下来，手里提着小箱子，身上穿着长袍子，站在鲁迅先生的面前，他说他要搬了。他告了辞，许先生送他下楼去了。这时候周先生在地板上绕了两个圈子，问我说：
“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吗？”
“是的。”我说，
鲁迅先生很有意思地在地板上走几步，而后向我说：“他是贩卖私货的商人，是贩卖精神上的……”
X先生走过二万五千里回来的。
那些从未完整地阅读过鲁迅全集，靠摘取其著述中的片言只语，鼓吹去革命、打着所谓“还原鲁迅”的旗号及鲁迅遭“绑架”说的反体制研究的精英们，无视鲁迅、鲁迅精神的灵魂核心。他们闭口不谈鲁迅是怎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中华大地；他们闭口不谈鲁迅怎样憎恨蒋介石抛弃孙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翼人士和革命人民，猛烈抨击蒋氏鼓吹的“攘外必先安内”媚日不抵抗政策，不谈鲁迅一次又一次地谴责、声讨蒋介石对坚持抗日、坚持全民族团结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闭口不谈在新文学——左翼文学运动中鲁迅领导并站在斗争最前列冲锋陷阵，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政策；闭口不谈在白色恐怖高压下，鲁迅同共产党人的血肉相连友谊，以及不顾自身安危，一次又一次，倾尽全力掩护、资助、营救遭通缉、逮捕的共产党人、左翼文化人士和国际友人……总之，在这些反体制的精英们的笔下，几乎从来不提鲁迅大出殡时非共产党人的各界抗日救国会授予他的“民族魂”称誉，似乎一提“民族魂”，就有沾革命、被绑架的危险。
做学问一定要脚踏实地，切莫空谈，切莫把标新立异作为成名的捷径，切莫提不切实际又危言耸听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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