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毛泽东思想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国家图书馆书刊查询显示，2007年以来，以“毛泽东思想”为题的著作有140余部，中国知网上有近千篇以此为题的论文。相关著作主要以教学用书及教学参考用书为主，专题著述较少，论文则涉及到毛泽东思想的方方面面，研究更为深刻具体。本文拟根据发表的文章对近年来学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作一回顾，以期能对今后研究提供参考。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的毛泽东思想研究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域分析毛泽东思想自然成了学界的研究重点。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呈现出一个新特点，即人们开始深入研究与解析马克思主义中究竟哪些因素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从宏观角度的阐释推向了更为细致、深入的微观研究。有学者探讨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域外理论传入中国后的影响及中共理论认知在此影响下嬗变的过程，动态地展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过程。其经过详细的考辨认为，列宁关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以及新经济政策思想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域外”理论渊源，“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刘晶芳：《继承、创新与局限——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考析》，《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2期。）而“二次革命论”和“两步走”虽然都源于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但实际上却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论渊源，借此为更加准确理解新民主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窗口，并更加清晰地说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刘晶芳：《“二次革命论”与“两步走”辨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1期。）。
在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成果。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为文化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也应当是变化发展的。具体来说，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革命文化导向即墨家思想相融合，这主要表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对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继承与发展（郑林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新论》，《党的文献》2010年第2期。）。有学者则着重考察了毛泽东与儒家思想的关系，指出毛泽东与儒家思想之间的关系重点体现在阶段性和非延续性转变之上，经历了尊儒、扬弃、贬儒三个阶段（邢梅玲：《毛泽东与儒家思想》，《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还有学者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农民文化传统联系的角度解析此问题，认为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中国农民文化传统中的反抗精神、农民均平思想作了透彻分析，吸取了正确部分，批判了错误部分，对农民封建宗法迷信心理采取了既有马克思主义坚定原则又富有灵活性的态度，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农民文化传统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熊辉：《农民文化传统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中国的革命与建设道路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内部变迁与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深受域外观念与势力的影响，这种影响除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指导外，还表现为外来模式与观念对中国革命与建设模式的制约。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模式就深刻地影响着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如何摆脱这种影响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有学者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借鉴和学习苏联体制模式的历史与时代原因作了详细的剖析，并指出这一借鉴和选择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抉择。到了50年代，由于苏联外部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开始彻底反思苏联模式，并坚定了走中国自己建设道路的信念。（房广顺：《毛泽东对苏联体制模式的借鉴与反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5期。）也有学者从体制选择、国家管理体制、经济运行模式、农村现代化路径等方面，解读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这一问题上解除对苏联模式迷信的努力，从而证明了因为对毛泽东的认知性研究不足而导致的“去毛泽东化”思想倾向的错误（徐俊忠：《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几个问题再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还有学者从“中苏论战”这一具体事件入手，阐明了“中苏论战”时中苏两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及各自执行的国内政策，揭示了中国当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曲折过程、经验教训和“中苏论战”对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建设的影响（李军林、何一成：《“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选择》，《学海》2009年第3期。）。
关于毛泽东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原因，学界前些年已有较多的探讨。有学者从内因着手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认为毛泽东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不仅与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有关，也与抗战时期“中国化”思潮有密切的关系。另外，“中国化”内涵的不同解释及其变迁对毛泽东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也有直接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党内斗争、理论构建的“工具价值”。随着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概念自然完成了它的阶段性历史使命。（李建勇：《也谈毛泽东为什么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3期。）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既有成功之处，也不乏失败与曲折，如何正确看待这段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是学界关心的问题。有学者将新中国成立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划分为稳步推进、曲折前行和遭受挫折三个阶段，详细阐释了这三个阶段在立场路线、内在精神、外部影响、运行状态和结果等方面呈现出的明显过程性特征和变化趋向，着重指出，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党中央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尽管这一段历史不长，但取得了初步成果，仍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姚宏志：《建国后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征和经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另有学者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毛泽东设想在短期内从小农社会直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并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原则，使其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陷入了小农平均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或想象中的“农村乌托邦”，展现了晚年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遭遇的挫折。（吴茜：《试析晚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与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观的差异》，《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2期。）
也有学者对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进行了更为微观的考察。例如，有学者通过对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近九个月纠“左”过程中毛泽东与党中央领导集体调查研究、研讨马列著作以及庐山会议逆转的分析，探讨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了解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及体制条件三个基本要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这三个要素的成熟或实现都需要一个过程，这是理解为什么1949年至197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处于“延伸与准备”阶段的一把钥匙。（郑谦：《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要素——以“九个月纠‘左’”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3期。）另有学者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初衷下发动的，作为其指导思想的“继续革命”理论，被宣传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而实际上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和具有经验主义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它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符合中国国情，且与时代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这一时期，尽管在总体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了严重倒退，但是也有大批党员干部和群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所有这一切，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飞跃，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作了各种准备。（沈传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曲折命运和经验教训》，《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2期。）
从宏观视域考量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为今后中共思想理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宝贵的经验。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主要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贡献是：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步探索出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胜利地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前途相联结这一历史课题；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依据当时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党面临的新任务，明确提出了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要命题，为党胜利完成新时期的历史性任务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梁柱：《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的根本性经验——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启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年第2期。）。也有学者更加突出毛泽东思想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结晶的意义，梳理了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过程，并展现了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思想逐步形成与发展的轨迹，具体分析了中共其他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形成所作的努力及理论贡献（唐双宁：《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过程和历史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7期）。
二、关于毛泽东思想具体内容的研究
1.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研究
2007年是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50周年，《正处》研究成为学界一个热点，发表了诸多有价值的文章。有学者认为，《正处》的产生，不仅是毛泽东个人的认识，也是我们党在执政条件下用较长时间酝酿形成的思想成果。新中国建立前后，刘少奇、李立三、邓子恢等人就对“人民内部的矛盾”进行过思考。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形成的过程中，毛泽东起了主要作用，同时也凝聚着中央领导层集体的智慧。把这一思想的形成说成是毛泽东为了某种政治目的发明的“新名词”，是不客观的。这一思想提出不久，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大转变与其本身带有的认识缺陷有关，主要是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克服执政党存在的官僚主义等问题，二是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张化：《关于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再认识》，《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4期。）有学者从文章前后产生的变化、修改的原因及历史背景等方面，详细介绍了《正处》的修改情况（石仲泉：《如何看待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3期。）。而有学者则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解读了《正处》产生的背景及意义，认为它根据中国社会矛盾性质和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转化，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此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前奏，蕴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内核”，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本土化“第二波”浪潮的最后一个高峰。（姚宏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文献》2007年第4期。）
有关《正处》的研究在2007年以后几年仍有发展。针对2005年学界出现的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在当前条件下，这一概念已经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的观点（谢维营：《理论与历史的背反——对“人民内部矛盾”提法的反思》，《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多数学者认为值得商榷。有学者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升华，不是也不可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导的产物，人民内部矛盾概念的直接目的是避免用对敌斗争的办法对待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在阐释该问题时进一步贯彻了中共八大精神，《正处》讲话稿的修改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思想内容。所以，出现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与实践的反差不是人民内部矛盾学说造成的，实行依法治国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统一的。（何敬文：《凭什么“建议废除或淡化‘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1期。）另有学者进一步论述了这一问题，认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仍需一段时期“继续过渡”的思想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与实践产生反差的重要原因。毛泽东《正处》讲话的初衷更多地是为解决“继续过渡”任务而统一思想，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扫清障碍。这一判断导致他对经济建设的不够重视和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动摇与迟疑。这使得《正处》所阐述的科学理论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坚持，后来中共建设实践产生的一系列错误都与此有关。反思历史可以为现实提供重要的启示，《正处》这一伟大文献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蒋积伟：《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与实践反差原因新探》，《党的文献》2010年第3期。）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现实意义与价值的角度去解读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是许多学者共同的做法。有学者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奠定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哲学基础，这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决定了改革的必要性，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决定了改革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状态决定了改革的对象和内容，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经济体制、运行机制（周新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奠定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哲学基础》，《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另有学者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南。它提供了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深刻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思想指南，还提供了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南。（王伟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南——重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1期。）还有学者结合《正处》产生的历史背景、理论贡献和中国现实形势，探析了《正处》理论对现阶段和谐社会建设的启迪：首先是要加强对社会利益的整合；其次要提高解决矛盾的能力（张启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探索——纪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50周年》，《求是》2007年第12期。）。有学者还根据今日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际，细化了《正处》理论的启示意义：人民内部矛盾的核心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分配问题；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阶层之间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采用正确的方法，依照正确的路径（黄蓉芳：《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求实》2010年第4期。）。有学者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应该坚持毛泽东这一学说的指导，牢牢掌握认识矛盾、转化矛盾、处理矛盾和化解矛盾的主动权雷国珍：《论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4期。。也有学者从更为具体的角度，详细地解析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应从哪些方面借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柳建辉、陈莉莉：《和谐社会构建与借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理论学刊》2007年第11期。）。
2.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研究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部分，为什么毛泽东未将这一艰苦探索而得来的理论成果坚持下去？这始终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与热点。资本思想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中重要的内容，通过解读毛泽东资本思想的演变过程也可以从侧面展现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被放弃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消灭资本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理念和对资本主义认识的逻辑结果，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出于国情限制考虑的一种策略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外形成强烈的消灭剥削的愿望、要求消灭资本主义的群众心理与呼声及领袖潜意识中强烈消灭资本主义的愿望的相互作用和结合，促成了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转变。（李东朗：《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演变》，《理论学刊》2009年第11期。）但有学者指出，将限制私人资本与利用私人资本对立起来的观点值得商榷，中共实施“限制私人资本”是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迅速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与党采取利用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充分调动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是分不开的。（何薇：《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利用和限制》，《党的文献》2010年第1期。）还有学者将时限往前推移，梳理了长征前中国共产党对资本的态度与政策，分析中共从“没收资本到利用资本”的历程及原因等问题（田永秀：《长征前中共的资本理论与政策述论》，《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可以说，这种梳理使我们对新民主主义资本理论的“来龙”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有学者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二元性特征入手回答了提早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原因。该学者指出，作为理论体系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一方面表现出社会形态的常态性，另一方面表现出社会形态的过渡性。以量化的分析方式来考察，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是一个动态的双维坐标系，有着两种发展路径。向社会主义转变固然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最终发展前途，但通过何种路径走向社会主义，则取决于这个动态坐标系中常态性和过渡性两大因素此消彼长的博弈。（闫茂旭：《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二元性分析》，《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对新民主主义理论要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是不少学者的共识。有学者通过文本解读，具体考察了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几次修改的时间、修改后正式发表的形式及修改的内容，清晰地展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也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发展变化的情况（方敏：《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修改》，《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6期。）。还有学者从比较的视角去解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展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重要价值。其文章指出，陈独秀和毛泽东对于中国如何由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各自的回答，其思想内容既有严格区别，也不乏一致性。二人都认识到了中国不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一步跳到社会主义，中国需要有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在这个中间过程设置的意义、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及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人物规定等问题，二人亦有共识。但由于思想认识和逻辑不同，二人对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中间阶段的社会性质的认识有严格区别，从而在发展资本主义途径的选择上产生了分歧。毛泽东较好地解决了新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而陈独秀则囿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论的一般规律，思想理论上产生了混乱，认识上也发生了错误。（杜艳华、万义兵：《毛泽东与陈独秀关于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思想之比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2010年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70周年，是年发表了一些纪念性文章，从不同学科的角度重新解读《新民主主义论》。有学者从政治学的视角看，认为《新民主主义论》通过对中国政治现象的研究和政治规律的把握，以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为主题，提出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为指导的全新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学”体系，这一新的政治学体系体现为阶级论、国家论、革命论、人民论（吴汉全：《〈新民主主义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贡献——纪念〈新民主主义论〉发表70周年》，《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1期。）。有学者从哲学的角度看，认为《新民主主义论》第一次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列宁加以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个新的科学概括，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观点、认识能动的观点和变革的观点突出出来了。（沧南、彭臻：《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纪念〈新民主主义论〉发表70周年》，《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另有学者解析了《新民主主义论》之于毛泽东文化哲学基础的意义，认为该文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详细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问题，奠定了毛泽东文化哲学的基础（雍涛：《〈新民主主义论〉与毛泽东的文化哲学》，《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9期。）。还有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中心文本，考察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中的文化民族性，并从思想互动与交流的维度，指出这种特性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论、新启蒙运动、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复古主义等形成复调式的对话关系，含有吸收、批判、创新、包容等多重意蕴，这对中国在统一战线中争取文化领导权具有积极的作用（周建伟：《毛泽东文化民族性命题之意蕴——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中心的思想史考察》，《党的文献》2011年第2期。）。
3.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
如何看待毛泽东民主思想？不少学者致力于思考毛泽东民主思想为何出现偏颇。有学者详细解析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构建中国新制度的过程中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超越，并指出，因为对民主价值判断的偏差，毛泽东在晚年的政治实践中试图以意识形态来填充民主思想的空缺，最终使中国的民主进程迷失在持续政治运动和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里，由此走入了“大民主”的悲剧（陈宇翔、薛光远：《毛泽东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认识与超越》，《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还有学者从更为细致的角度剖析了毛泽东民主思想的误区，主要有：将民主的主体误读为多数人而忽略了少数人权利的保护，强调民主是一种手段和方法，从而降低了民主的目标意义及地位，制度上重视集中而忽视了民主，实际政治生活中将“由民做主”变成了“为民做主”，曲解了“大民主”的含义（郭德宏：《毛泽东民主思想的误区》，《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还有学者持类似观点，认为毛泽东的民主观具有目的论与手段论的双重含义。在革命尚未成功之前，毛泽东民主思想中的目的论与手段论，都是紧紧围绕构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展开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1956年前后，毛泽东民主观中目的论的消减及对手段论的过分倚重，导致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停滞与倒退。（王侃：《毛泽东民主观中目的论与手段论的历史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2期。）那么，毛泽东究竟将民主作为什么的手段？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对民主手段的运用表现在把民主作为巩固国家政权的手段、集中的手段、管理国家各方面事务的手段、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手段以及阶级斗争的手段等五个方面。（姜志强：《毛泽东究竟把民主当作什么的手段？——毛泽东晚年“民主手段论”的表现及评析》，《社科纵横》2011年第1期。）与上述学者观点不同的是，有学者则认为毛泽东认为“大众的”即“民主的”并无过错，将“由民做主”与“为民做主”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二者统一在尊重人民的意愿、维护人民的主权这一基础上。（高烈：《对于毛泽东民主思想误区几个问题的商榷》，《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可见，关于毛泽东民主思想的评价与研究，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与看法，种种分歧证明了推进此方面研究的必要。
关于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关系的研究，在这几年得到了新的推进。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错误解读是其中重要的诱因。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主观动因便是希望通过此次运动建立和谐“干群关系”的理想社会；毛泽东错误地定性官僚主义并予以打倒，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一般群众的平均主义思想，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改善“干群关系”的某些措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和实践基础。（董一冰、田克勤：《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认识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还有学者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出发，指出毛泽东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是一种“逐步限止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止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主义观鲜明表现为“人民公社”思想和“五七”指示，而这两者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内在的、直接的关系（朱海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与“文化大革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毛泽东政党建设思想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有学者指出，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萌发和提出了“思想建党”的重要思想主张，探索在“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中坚持“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这一“思想建党”原则成为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核心理念，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余伯流：《井冈山“洗党”与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的建构》，《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一些学者还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推进毛泽东思想研究。有学者从现代化的角度检视毛泽东“革命”方案，指出毛泽东的“革命”，既是一场驱动古老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努力，同时也有对“现代性”弊端进行反拨的意义，而这些反“现代性”的革命价值可以解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抉择与作为：针对现代性过程极易产生的官僚主义政治体制的弊端，他试图通过一场全方位的“文化大革命”实现权力重组，以巩固其人民民主的政治体制；针对现代性过程中带来的片面的发展主义的经济模式，他试图通过“抓革命、促生产”来寻找一个“发展”和“公正”的结合点；针对现代性过程中出现的文化精英主义倾向，他试图通过对知识分子再教育来破解精英与大众的对立这一历史性难题。但是这种超越思维并没能带领中国实现一个脱离现代性危机的理想社会，这证明了，“当我们选择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准备承担现代性的相应后果”。（宋婕：《现代性弊端及其超越：毛泽东的“革命”方案》，《现代哲学》2010年第1期。）有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了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治国方略的形成过程。具体表现为：其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前期，初步形成于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正式形成于1964年至1966年，在1966年7月2日中共中央的一个文件中被首次正式提出，随即被确定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李义凡：《论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治国方略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重要的概念，有学者梳理了不同历史阶段毛泽东的上层建筑观，指出每个历史阶段的上层建筑观呈现出不同的理论特色，这主要源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未采取教条式态度而是从社会现实出发所致（胡为雄：《毛泽东的上层建筑观及其评价》，《理论学刊》，2010年第8期。）。还有学者从城市民主问题角度切入，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间毛泽东关于城市民生问题的重要性论述、现状分析、制度设计等内容，并提出了毛泽东关于此方面设计与理念对现在社会建设的重要启示意义。（瞿晓琳：《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关于城市民生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这些文章运用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去研究毛泽东思想，角度新颖，为我们今后推进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
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比较研究
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比较研究是近几年研究的热点。已有学者对2009年前二者关系的研究作了一个详尽的综述（吴怀友、沈传亮：《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9期。），笔者试图在此文的基础上补充近年内对二者研究的新进展。
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界定后者的逻辑起点，即是从毛泽东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算起还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许多学者都认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与形成的相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有学者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取得了辉煌成就，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基础；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战略思想及创新性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思想理论准备和借鉴（张启华：《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开创者和奠基者》，《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还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理论延续性（杨春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概括》，《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这种延续性表现可以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延续和深化了毛泽东思想的主题，传承和贯通着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坚持和提升了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取向（秦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内在联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有学者具体概括了毛泽东思想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基础的表现，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及其改革问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方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加强党的建设；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徐崇温：《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行探索》，《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2期。）。另有学者通过对党的八大前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0年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长时段的细致梳理，详细检视了此一时期中不同阶段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得失，由此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艰辛探索并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孕育的，是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重要思想成果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刘建武：《毛泽东的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孕育》，《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2期。）而毛泽东思想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宝贵经验”，包括走自己的路，创造“新的理论”，初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奠基，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探讨，哲学思想等方面（余品华：《论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还有学者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出发，指出“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重要思想基础。毛泽东将科学社会主义的“老祖宗”提出的一系列“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与非常特殊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个相当系统的“怎样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的方法论理论，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问题作了开创性的探讨，为我们党继续深入地解决“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认识路径。（苏伟：《毛泽东对“怎样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方法论的开创性探索》，《毛泽东思想研究》2010年第2期。）无疑，这种通过某个横断面检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影响与贡献是值得提倡的，也大有深入研究的空间。
研究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影响及后者对前者的阐发与超越是一个视角，从二者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出发，将二者视为各自独立、平行的课题进行异同比较研究也是一个视角。有学者指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内容上存在内在统一与一致的关系，这主要有：理论基础上的共同性；理论灵魂上的一致性；理论内容上的连续性；理论风格上的继承性；方法论上的统一性（蒋国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内在联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3期。）。有学者从“合法性”这一具体政治概念出发，比较分析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 “合法性”是西方政治学中重要的一个概念，但因其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而陷入困境，然而从中共思想理论来看，毛泽东和邓小平较好地处理了不同时代中共合法性问题。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强调平民的人民史观，成功解决了革命条件下的合法性建设问题。邓小平则创造性地提出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思想，较好地平衡了平民与精英的关系，建立了党政民三者的良性联动机制，并通过经济、法制、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合法性基础的巩固，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成为杰：《革命与执政：毛泽东与邓小平合法性思想比较——从平民与精英的角度分析》，《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11期。）
四、研究存在的不足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尽管近年来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产生了丰富的成果，但是整体观之，仍存在一些亟须改进的地方，这也提示了今后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
1.研究仍可往更细致、深入的方向推进。虽然近年来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大而空的论文及论点，重复研究现象严重，但也展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即除了宏观考察外，微观审视得以推进。这表明，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仍有广阔的空间。比如，从思想史的角度关注毛泽东思想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是如何与当时各种社会思潮互动及究竟吸纳了哪些有益因素；将研究时限前推后延，从更长时段把握毛泽东思想的“来龙去脉”；从社会史的视角深入剖析毛泽东思想如何影响与贯彻到普通人群中，这恰恰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要求的体现；可以更具体地检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联系；也可从毛泽东思想中尚未引起学界关注的方面出发进行研究，等等。
2.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推进毛泽东思想研究，是将来研究的必然趋势。随着学科交流的愈益深入，借用其他学科推进党史研究成为近年来的一个重要现象，并将成为今后党史研究的一种重要趋向，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亦如此。前面的述评也表明，已有学者运用传播学、哲学、心理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毛泽东思想。跨学科研究固然能够拓展研究视域与范围，但是，现有研究成果也表明，一些学者借鉴运用其他学科方法研究时，常常单纯地为借鉴而借鉴，将其他学科的某种研究范式或者某种既成观点简单地生硬地套在研究上，并未做到党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的真正的融合。所以在今后研究中，一方面还是要注重运用传统治史方法去研究毛泽东思想，注重文本解读及论从史出；另一方面要谨慎地“拿来”其他学科方法研究毛泽东思想，认真甄别研究范式是否适合此领域的研究，使二者真正融合在一起。
3.注重对文本及思想理论本身的研究。任何思想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必然会经历一个过程，从解读文本入手，对各个时期毛泽东思想中某个观点、理论的变化与发展进行梳理，可以展现毛泽东思想本身发展变迁的过程。同时，推进毛泽东思想中独创性理论的研究亦显得必要，比如可以继续深化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研究，推进毛泽东军事、经济、哲学思想的研究等。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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