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 2012年第8期 李长久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体系，500年前开始在欧洲发展。如果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战胜封建统治算起，资本主义社会历时还不到400年。本文着重谈谈对资本主义的几点认识。
一、人类历史仍处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
美国次债危机不仅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金融海啸，而且导致世界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德国总理默克尔2010年5月9日在德国议会下院发表演讲时警告：欧元正处在巨大危险之中，欧洲面临12年来最严峻考验。这关乎“欧洲”这一概念能否存续，这是我们面临的历史性挑战和任务。如果“欧元失效，欧洲将失败”。她认为，解决欧洲债务问题还需要10年。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到2030年欧债问题才能峰回路转。日本国债已是本国GDP的两倍以上。一些学者忧虑，日本在失去两个10年后，是否还将失去第三个10年。到2011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超过15万亿美元，也超过了本国GDP。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如果美国政府不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美国将经历类似日本那样的“失去的10年”。在西方国家债务问题的困扰下，世界经济低速增长还将持续5年甚至更长时间。
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再次打破了市场经济所谓“无形之手”万能论的神话，导致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社会矛盾尖锐化和冲突加剧，动摇了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但是，历史没有终结，资本主义没有终结，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仍有很强的调整能力，能够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社会关系，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人类正在迎来以开发和有效利用能源为先导的第四次技术革命，信息技术已经进入一个大规模数据化时代，智能化生产将是继20世纪初亨利·福特把零部件生产标准化和流水线作业结合起来实现“大规模生产”以来的一次结构性变革，新兴材料科学将给物质生产带来革命性的变革，通信技术革命将把“地球村”70亿人的大多数以无线方式连接在一起。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仍将主导这次技术革命，这些国家仍有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增长的潜力。因此，我们仍处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种主导地位究竟占多长时期，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将由各种条件特别是各个战略力量的博弈来决定。
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正在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速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1979年撒切尔夫人担任英国首相和1981年里根担任美国总统后，大西洋两岸两位右派政治强人协力推行自由化和私有化，影响全球。在发达国家，金融衍生产品恶性膨胀，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国家工业垄断资本主义迅速转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金融寡头手中，贫富差距急剧拉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办的《金融与发展》杂志公布的数据，美国最富有的1%群体占有全国财富之比，20世纪70年代为10%，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前为23.5%，2009年高达40%，而 80%社会中下层群体仅享有全国财富的7%。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原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列茨2011年5月在美国《名利场》杂志发表《1%的“民富、民治、民享”》的文章，猛烈抨击金融寡头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控制。86岁高龄的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阿兰·图海纳2011年11月22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到处都在发生，在美国尤其明显。19世纪末，首席执行官和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曾经是25倍，现在则是惊人的400倍，这是极其疯狂的。贫富之间的变化如此急剧，一些极靠前的人不断靠前，而那些跟不上的人则被越来越远地甩在后面。在这一方面，欧洲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尽管没有美国那么严重。”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两个平衡市场不复存在。1991年12月19日，叶利钦发布总统令，批准《1992年国有及市有企业私有化纲要基本原则》，一场“休克疗法”式的“改革”在俄罗斯全面铺开。被称为俄罗斯“私有化之父”、担任过俄副总理兼政府私有化委员会主席的丘拜斯表示：“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回来就好。”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陷入缺乏宏观监管的混乱和私有化，少数人暴富，广大群众却越来越贫穷。2005年，时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指出：“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来说，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1989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主导炮制的“华盛顿共识”集中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其核心是鼓吹私有化和自由化，影响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例如，阿根廷在1989至1999年间，全国100家大企业中以阿资企业或阿资为主的企业仅剩7家。到2000年，跨国公司已控制阿根廷出口的90.4%和进口的63.3%。阿根廷90%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被8家石油公司控制，阿根廷10家最大银行中的7家为外资银行，外资银行控制了阿银行系统全部资金的62%。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特别是全面私有化，过度的对外开放和市场化，在跨国公司全面控制金融、资源、市场和经济命脉的情况下，阿根廷丧失了大部分经济主权，经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上述变化，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速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创造了条件，而步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也为西方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牟取超额利润创造了条件。
1. 跨国公司从全球获取超额利润。跨国公司以全球市场为舞台进行生产要素和资源优化重组，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谋取超额利润。中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供应商品换得的大部分货币用以购买发达国家的债券或存入这些国家银行，获得的回报率仅为3%—4%；而发达国家集中本国资本和流入资本再以直接投资方式投到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回报率高达10%—20%。日本《经济学人》周刊2007年5月8日刊登武者陵司题为《世界进入空前的超额利润时代》的文章认为：“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一体化时代，尽管如此，日美欧等发达国家与中印等发展中国家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工资差距。如果发达国家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势必会获得显著的超额利润。通过跨国公司，这些超额利润将会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市场在今后更加受益。”
国家间竞争越来越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在2010年美国《财富》评出的全球500强中，西方7个大国共有325家上榜，占65%，其中美国139家，年销售收入达69772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外贸总额的两倍、美国贸易逆差的9倍。这说明美国根本不存在贸易逆差。瑞士苏黎世联邦技术学校专家在对4.3万家公司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全球近半数财富掌握在147家彼此间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跨国公司手中。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2011年9月21日介绍，美国前400位富豪的总资产达1.53万亿美元，超过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三国GDP之和。
2. 以专利和营销为武器获取超额利润。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国际产业链中低端，主要为发达国家组装加工产品和提供劳动密集型产品。我国虽然已成为制造业大国，但仍是“世界加工厂”，获取微薄加工费。据统计，美国首发专利占全球首发专利的60%，我国占比还不到1%。例如，美国苹果公司开发的媒体播放器ipod每台售价299美元，苹果公司没有生产线，既不消耗国内资源，又不污染国内环境，但美国获取设计、专利和营销收入163美元，零部件和运输费132美元（其中日本东芝等公司得到93.39美元），中国得到4美元（其中组装费3美元），仅占1%。但是，按原产地规则统计，中国向美国“出口”一台ipod，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就增加150美元。又如，我国每年生产380亿支圆珠笔，在美国市场每支售价1.99美元，由于90%的笔尖珠芯依赖进口，我国制笔厂生产一支圆珠笔仅赚1毛钱。
3. 利用国际储备货币谋取巨额利润。据统计，在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前的2006年12月，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分别占65%、25%、6%和3%，其他货币占1%；2011年第三季度末，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分别占61.7%、25.7%、3.8%和3.9%，其他货币占4.8%。从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到经济衰退，对这些国家货币冲击不大。这些国家利用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获得巨额利润。2010年美国铸币税收入占其当年GDP的0.5%。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在《黄金、美元与权力》一文中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是个分水岭，此前的美元是张扬的政治工具，而此后的美元则是润物细无声，暗中把持着一切。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获取了最大利益，美元对世界市场的控制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由于摆脱了黄金的束缚，它得以自由地膨胀。自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几十年来，世界纸面财富增速高于实体财富增速的数十倍，而两者的落差基本被美国所收获。
美国为维护美元霸权地位和获取巨额利润，曾无情地打压日元和欧元，特别是在美国打压下，日本没有采取正确对策，因而蒙受巨大损失。美国不会放过人民币，中美货币战、汇率战仍将此起彼伏，我们必须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上述大量事实表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正加速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他们的跨国公司将从全球获得越来越多的超额利润。
三、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原因、目标与前景
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是在美国实力和霸权地位下降的形势下，对美国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进行的一次重大调整。美国全球布局的总体态势是全球收缩和重点进攻。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欧亚地区，从亚洲转移到亚太地区。这是因为欧洲不仅无战争，还可以利用北约和欧盟继续打压中东一些国家，力促这些国家政局更迭，维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和经济利益。
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回归亚洲，亚洲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投资和贸易市场。美国将大量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资源投入亚太地区，其目标是：第一，强力推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第二，通过跨国公司，维护和扩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第三，拉帮结伙，挑拨离间，围堵和遏制中国和俄罗斯。由于亚太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中国经贸关系日益密切，美国这些目标都难以实现。印度《电讯报》网站2011年12月1日发表题为《新德里回绝反华轴心》的文章指出，澳大利亚外长陆克文最近宣称：“与美印缔结安全条约一事值得研究，来自印度政府的回应一直相当积极。”但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否认知晓这一协议。印度外交秘书兰詹·马塔伊强调：“新德里将坚持与中美同时接触而不与任何一个国家对抗的政策。”美国在东南亚扩大势力范围，挑拨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已引起一些国家的警惕。法国《世界报》2011年11月20日刊登的文章介绍：印度尼西亚2010年与美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近日来透露出忧虑的心情。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发表讲话后，印尼外长警告说，不希望局势发展到引起恶性连锁反应的地步。新加坡外长警告说，陷入对立大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将导致威胁。
2011年11月19日，东亚峰会结束后，据日本《读卖新闻》21日透露，日本首相野田加彦感到“心满意足”，因为在一年前精心编制的“中国包围网”终于浮出水面。野田不仅追随美国介入南海争端，推进所谓“海洋合作与讨论”，而且宣布日本参与TPP多边谈判。但是，由于中国已经是日本投资越来越多和最大贸易伙伴，对于日本是继续强化日美同盟、完全追随美国，还是扩大与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合作，在日本政界特别是学者之中的分歧越来越大。日本《世界》月刊2012年2月号刊登日本综合研究所理事长寺岛实朗的题为《必须转换对世界的认识——2012年日本应下的决心》文章指出，当世界各国为建立“全球参与型秩序”而努力、日本的盟国美国也在大幅度转变时，日本仍苦苦执着于“冷战思维”、麻生时期的“自由与繁荣之孤”（“民主国家”包围中俄）外交构想，以及“深化日美同盟”的老观念。应摆脱“依赖美国对抗中国威胁”的浅薄想法，日本2012年的课题应该是，在基地问题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问题上自尊自立，取得与美国对等的地位，在构建稳定的亚太格局的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日本《呼声》月刊2012年2月号刊登日本前财务官、国际通货研究所理事长行天丰雄一篇题为《解读国际货币制度混乱的未来走向》一文中指出：“美国作为霸权国家的单极领导力已经开始相对衰弱。战后日本一直只考虑与美国的关系，今后这样是行不通的。关于参与TPP谈判，也绝不能让其破坏日中关系。日本应在参与TPP谈判的同时，推进与中国缔结自贸协定的谈判。”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1年11月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一篇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文章。印尼总统苏西洛指出：“亚太地区被单一的超级大国主宰已不再可能。”马来西亚前总理拉扎克2011年11月18日在印尼《雅加达邮报》发表题为《东盟与全球权力转移》的文章指出：“如果说19世纪属于大英帝国，20世纪属于美国，那么21世纪属于亚洲。”美国参与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推动各国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实现互利共赢，这才是美国的正确选择。
四、建议我国制定长期战略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08年11月发表题为《2025年的全球趋势：一个经过改造的世界》的研究报告，对“多个金融节点”预测：“在西方以美国和欧盟为主，在中亚和中东以俄罗斯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为主，在东方以中国为主、最终还有印度为主，金融的景观将第一次真正地呈现为全球性的和多极的。”报告预测：“多极世界上的主要角色之间的关系将严重紧张，因为各国谋求能源安全和强化自己的势力范围。”
俄罗斯重要智库——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网站发布《2030年全球战略预测报告》分析了全球变化主要趋势：“全球巨变不会出现。各国在金融稳定、社会发展、创新经济和安全领域将加强协作，全球和地区治理机构的权力将扩大。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治理机制将进行根本性改革，全球和地区大国加强国际安全合作，现有的欧洲、亚太地区一体化机制得到巩固，中国逐步推进民主改革，民主国家增多且各国民族主义加强。”
建议我国研究和制定“2050年世界格局与中国”长期战略。研究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世界格局将是什么样，中国将处于什么地位。在国际方面，深入研究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研究和判断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趋势和相互关系，重点研究美国走向衰落还是重振及其影响；研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大趋势和合作前景，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研究周边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和对策。
在国内方面，深入研究如何妥善处理优化外资与用好内资、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拓展外需与扩大内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以及财富增加与公正分配等五大关系，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屹立于世界，将为世界社会主义逐步复兴，为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世界经济协调发展和实现共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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