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 2011年第19期 辛本健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根据二战后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经历所总结的一个现象，即许多发展中国家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但一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5000美元，其高速增长不仅难以持续，而且还会出现经济增长止步不前，甚至大幅倒退，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诱发大量经济社会问题，甚至引起社会动荡。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具有四大特征：一是不能保持持续的制度创新，经济社会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二是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不能通过稳定地提高效率来保持经济增长；三是经济发展失衡导致资源配置恶化和供需失衡；四是在发展中对外部世界过度依赖，经济活动缺乏内在的稳定性。
一、我国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我国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长期以来，我国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这已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七大挑战。
1、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近年来，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从城乡看，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3倍；从区域看，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区是最低地区 的2.4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地区差距是4.2倍。从行业看，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前10个行业与最低的后10个行业之间的差距，由2005年的3.5倍扩大到2009年的4.1倍。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或超过0.5。收入差距拉大可能带来社会动荡，并非危言耸听。拉美和东南亚等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能有效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2、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收入分配不平衡导致内需不足，给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重大挑战和困难。长期以来，我国居民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从1981年的16.76%降到2007年的11.32%。而财政收入增长过快，自1995年到2007年，财政收入占GDP比例提高了1倍。2006年，我国税收收入就超过了日本，高税负加上国有垄断企业及外资企业挤压吸纳70%就业人口的民营中小企业，直接压制了工资收入的增长。与此同时，房价、学费、医疗费用大幅上涨，严重挤压了居民消费支出。我国最近10年的年均最终消费率为59.5%，比世界平均消费率低近20个百分点。
3、技术创新“瓶颈”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规模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通过“外溢效应”实现产业技术大幅提升。但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产业技术水平的差距缩小，加之西方国家严格控制向我国出口技术，使得我国引进技术的难度不断加大。而国内自主研发能力受到人力资本条件和体制机制制约，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是用来衡量生产技术水平提高的重要指标。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测算结果，过去3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态势，但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已呈现下降趋势。1979—2007年间，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53.5%、25.3%和21.2%。上世纪80和90年代，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呈现上升趋势，90年代比80年代提高了20个百分点；但进入本世纪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出现明显下降，今后要保持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趋势的难度将明显加大。
4、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
低成本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是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劳动力的充足供给，源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和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龄，农民人口的转移速度也在下降，劳动力的供需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些机构和学者预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正在接近峰值，之后将逐渐减少。从近年来农民工中青壮年比例不断下降的情况看，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的趋势正在逐步显现。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劳动力成本将会上升，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更多地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科技创新的驱动。
5、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
本世纪以来，我国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经济增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持续提高。2001—2008年，第二产业和工业年均增速分别为11.3%和 11.5%，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1.1和1.3个百分点。2008年我国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2.9%。与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相比，如美德日韩，我国工业增加值占比已超过这些国家的历史高点。另外，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重振实体经济，推进“再工业化”，实施“五年出口翻番”战略，力求通过政府扶持，实现传统产业在新技术平台上的复兴。这意味着，我国工业产能扩张将受到国际市场需求的制约。我国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随着工业产能趋于饱和，规模扩张的空间逐步缩小，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或将难以再出现大幅度提升。
6、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
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与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 8.5%，而消耗的钢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气占 10%。我国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8个行业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持续加剧。以能源为例，2004年国家制定的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0亿吨标煤左右。但事实上，2009年就突破了这一控制目标，2010年已超过 32亿吨标煤，比2000年的14.5亿吨标煤翻了一番多。2000—2009年我国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大约为1.7亿吨标煤，如果今后10年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仍维持在1.7亿吨左右，到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将超过50亿吨标煤。这样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我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这也对能源消费过快增长形成了明显约束。
7、社会矛盾明显增多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社会结构、社会价值理念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城乡家庭小型化、住房自有化和就业市场化，使社会主体的多元性、独立性、选择性增强，社会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由于不同群体利益差异扩大，而协调不同群体利益关系的机制尚未形成，往往容易引发利益摩擦和纠纷。与此同时，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行使民主权利、维护自身权益和参政议政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对创新社会管理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这些问题如若处理不当，就会使潜在的矛盾显性化，并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和系统性风险。
二、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建议
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必须尽快实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幅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性转变，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产业升级，发展生产型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工业规模扩张的高度依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
1、加速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综合推进五大改革：一是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改革，让国有企业利润通过适当的方式体现全民共享；二是垄断行业改革，尽最大可能减少垄断对分配格局的扭曲作用；三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切实提升中低收入者的生活“安全感”；四是综合财税配套改革，特别要在调节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比例以及调节高收入者收入等方面，出台切实可行的税收调节手段；五是工资制度改革，围绕“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目标，加大工资制度改革力度。
要解决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居民收入平均增速一直低于经济增长速度的现状，我国亟待建立健全职工工资增长与宏观经济增长保持大体同步的机制；合理确定并不断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切实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问题，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降低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负水平；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力度，促进农民增收；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扩大城乡低保范围，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障、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等，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
2、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是市场消费的主体，他们根据对于自己未来持续、稳定的收入增长的预期，能够形成持久的消费倾向和较高的消费率，因而有利于一国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一个社会只有形成了中等收入群体占较大比重、收入分配“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才能为实现经济结构升级转型、进入更高收入阶段奠定良好的基础。
由于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教育、养老、医疗等种种制度性障碍，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流动性较低，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各自出现了一定的“锁定效应”，从而制约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我国应积极培育低收入群体顺利向上流动的机制，这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路径。顺利而较快的社会流动可在实质上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特别是从低收入向高收入群体的流动，意味着中低收入者收入状况的积极改善；而且，通过促进流动，也可大大减少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由于收入分配问题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和心理压力。
3、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居民消费预期
进一步突出公共财政特征，重点推进完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一是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支持全面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深化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二是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扩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加大城乡医疗救助支持力度，建立健全社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三是保障优先发展教育。确保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继续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落实和完善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完善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
4、大力推进城镇化
我国城镇化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落后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同时，我国城乡差距也十分悬殊。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和城乡差距的缩小，不仅推动着社会经济均衡发展，而且是扩大内需、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城镇化规模和质量的提高可以使更多的农村人口转变生活方式，从而创造出更大的需求以推动增长；同时，可以使经济资源在更大程度上从传统方式转入现代市场体系和产业结构体系，这本身就是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过程。
首先，服务业的扩张和发展都需要人的集聚。没有人的集聚，无论多么强有力的措施和政策都难以支持服务业的持续发展。如果我国的城镇规模增加一倍，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必定大幅度上升。我国的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是产业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只有加速城镇化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进而调整经济结构。
其次，城镇化能帮助解决收入不均。尽快尽早缩小城乡差异是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关键。从根本上说，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提高综合生产率，使劳动力由农村转向城里的第二、三产业，即城镇化本身可以带来综合生产率的提高。城镇化能够增强具有不同背景与专长的人群之间智慧和思想的交流，促进发明创造。另外，技术推广和采用也需要多种技能的配合和各种资源的汇聚。
第三，城镇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本身就是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大量研究表明，城镇的劳动生产率是农村的3—5倍，而大城市的生产率又高于中小城市。所以，我国只有把城镇化这条路走好了，辅以强有力的科研开发支持，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依据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建议将我国城镇化率从2009年的46.6%提高到2030年的80%。届时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5、通过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
在产业结构上要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上升到以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对外贸易要从加工贸易为主上升到一般贸易为主。
培育具有创新力的大企业，关键在于如何使国有企业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具备相应的行为特征。从外部竞争环境来讲，就是要构建合理有效的市场结构，使国有大企业面临充分有效的市场竞争压力。为此，我国应构建一个合理的大中小企业的产业组织结构，使企业具有普遍的规模经济，同时又在市场结构上支持企业创新力的提高。
6、改变宏观调控方式
宏观调控的方式必须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相适应。当前，我国市场化进程的重点发生了转移，从市场规模构建转为市场秩序完善；市场化进程的焦点发生了转移，从国有企业改革转为政府职能转变。相应地，现阶段我国宏观调控制度需要进行三方面的改革和创新：一是财税制度改革，包括公共财政制度的改革和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财税结构改革；二是金融制度改革，包括金融市场化和央行独立性的提高；三是土地制度改革，包括土地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和农村土地制度的调整等。没有这三方面关键制度的创新，转变宏观调控方式和提高调控效率就会面临严重的障碍。
在宏观调控的政策供给方面，首先，应制定和实施较为系统的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政策；其次，制定和实施较为明确的区域结构政策，包括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明确区域性增长极；其三，制定和实施持续的技术创新政策，包括技术、产品、制度、市场等多方面的创新；其四，制定和实施人才战略，提高人力资本的比重，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其五，制定和实施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等降低社会成本和发展成本的长期发展政策等。
（作者单位：人民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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