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 2011年第13期 李文阁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下简称为“马哲”）相继出现了从实践标准问题、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再到主体性问题、然后又到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每一次讨论都推动了马哲研究的深入。进入新世纪以来，马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不再是一个热点“一枝独秀”，而往往是多个热点并存。在这里，试作一简单梳理。
历史唯物主义
近年来，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可谓是国内马哲研究中最靓丽的风景线。不仅国内大多数马哲学者和多家重要哲学期刊都“参与”了讨论，而且在讨论中还发生了学界最近并不多见的正面交锋，其中有两次令人瞩目：一是俞吾金与段忠桥之间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哲中的地位等问题的争论，二是孙正聿与李荣海等学者围绕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哲的历史观还是马哲的世界观等问题的争论。
我国马哲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从改革之初就已开始，最近几年的争论不过是一个小高潮而已。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之所以在最近形成一个高潮，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东西，这就需要总结和提炼。另一方面，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一些问题，如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发展方式还是粗放型、高能耗，贪污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等等。而在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社会总体步入小康之后，社会发展的理念、方式也需要一个转换。这样，发展道路的问题又一次凸显出来，需要探索和回答。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偏差，致使我们在实践中走了很大弯路。因此，改革开放在理论上率先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而在哲学上对传统的苏联版的马哲教科书提出质疑。在改革开放的前20多年，相对于传统马哲教科书，中国马哲界不少学者试图用实践唯物主义来凸显马哲的实践性，破除对马哲教条主义的理解，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但是，实践唯物主义也有自己的问题：其一，对于实践唯物主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对于实践概念，也存在较大争议，有不少学者明确反对用实践唯物主义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二，实践唯物主义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达到高潮后就一直停滞不前，以实践为核心的、能够取代传统教科书的实践唯物主义体系迟迟没有“确立”起来，实践唯物主义研究陷入了“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推进马哲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又被重新提了出来。讨论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哲的历史观还是世界观？第二，如何看待中国道路？
就前一个问题而言，参与讨论的大多数学者主张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历史观，而且是世界观，主张马哲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如孙正聿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而且是以“历史”为解释原则的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这种“新世界观”的实质内容是“新历史观”，而“新历史观”的真实意义是“新世界观”。（参见孙正聿:《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哲学研究》2007年第3期）另有一些学者则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如李荣海就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的唯物主义，把“历史”这样一种主观性很强的东西作为解释原则就不仅使马克思与黑格尔无法区别，而且极易动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用“历史”作为解释原则远不如马克思强调的辩证法更为科学。（参见李荣海：《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及其世界观意义——与孙正聿先生商榷》，《哲学研究》2007年第8期）
至于后一个问题，有的学者提出，现在总结中国道路问题为时尚早，认为中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一切都还在探索中，现在提中国道路容易阻碍探索和创新。更多的学者则认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提法，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来总结这条道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
近年来，围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述的研究（以下简称文本研究）成为马哲研究中的一大亮点。研究学者越来越多，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研究水平越来越高，对马哲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文本研究之所以会热起来，主要是重新理解马克思的需要。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对原有的马哲教科书不满，普遍认为它并未反映马哲的“本义”。那么，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哪里去寻找？当然是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述中去寻找。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马哲界并未形成一个文本研究的热潮。真正的文本研究热潮大致是从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的出版开始的。正是这本书以及围绕它展开的论争，引发了马哲界对文本研究的更大关注，推动了文本研究的深入。进入新千年后，文本研究持续升温。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得益于国外文本研究的推动，而且更主要的是得益于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推动。
与稚嫩的国内文本研究相比，国外文本研究早已起步并相对成熟。国外文本研究主要由以下几部分人组成：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MEGA1）和第二版（MEGA2）的“编辑者们”。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不同意第二、三国际和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那么他们就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为自己的解释提供文献依据。三是“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马克思学”这个概念是由法国学者吕贝尔1959年提出来的，他还创办了《马克思学研究》杂志，并以这个杂志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学派——“马克思学”学派。受此学派影响，2007年，国内一批中青年学者还组织了一个“马克思学论坛”。总的来说，进入新世纪后，伴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多和一批有国外留学背景的青年学者的加入，国内文本研究与国际“接轨”了：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被介绍进来；国内的一些学者也走了出去，加入国际文本研究的行列。这成为文本研究走向热潮的重要动因。
一个时期以来，国内的文本研究主要集中于马克思的著述上。大致在2005年之前，文本研究是粗线条的，是“清理与超越”：介绍国外文本研究的情况，梳理马克思的著述，确立文本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呼唤对文本研究的关注。2005年之后，文本研究逐渐细化和深入，个案研究、专题研究成为主流。近年来主要围绕《德意志意识形态》、《巴黎手稿》、《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展开探讨和争论。这方面最显著的成果表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上，经过几年的讨论，对它产生的背景、写作过程和版本源流都有了详尽的梳理和考证。
文本研究丰富了马哲研究的内容，对马哲研究的推动作用非常明显：第一，使区别对待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文本成为共识。第二，深化了对马哲本真精神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述的写作背景、过程的梳理，对不同译本的对照研究，势必会对这些著述的精神有不同的理解。第三，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述阅读的范围。一方面，包括手稿、笔记、信件等一些“半成品”和“私人性”的文字成为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一些“非哲学著述”（特别是经济学著述）进入了马哲学者的视野，如受阿尔都塞的影响，《资本论》的哲学意义的解读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热点。第四，开辟了马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文献学、文本学研究，确立了一种新方法——学术化对待和研究马哲，改善了马哲研究非学术化的“形象”。
政治哲学
近年来，政治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成为马哲界乃至整个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2006年，在《光明日报》理论部与《学术月刊》编辑部联合组织的评选中，“政治哲学研究”被评为年度十大学术热点之一；2010年，“政治文化——中国政治发展深层原因的探究”再次入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治哲学所受到的关注度。
自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以来，政治哲学在西方出现了复兴的趋势，逐渐成为西方学界的一门“显学”，并在哲学领域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政治哲学的转向”。从根本上说，政治哲学在西方的复兴是西方社会发生重大变迁的结果。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社会开始步入消费社会、福利社会，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改变的同时，西方国家的执政理念和治理方式发生了一些转变，普遍采取了“福利国家政策”，这“激发”了西方思想家对政治文化反思的热情。此种热情又因为经济全球化、苏联解体和世界的多极化而进一步高涨。20世纪中期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必然催生文化、政治的“全球化”，由此产生了全球政治、全球治理、全球伦理等问题。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得原有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国际政治格局由此发生重大改变。另外，市场化取向的社会主义改革也引发了一系列政治问题，宗教、文明冲突的危险日益加剧，恐怖主义成为地区稳定和安全的重要威胁，等等。在这样一个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急剧变迁、世界秩序重新调整的时代，政治哲学成为“显学”也就不难理解。国内政治哲学研究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影响。
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兴起与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加速发展和人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就要求转换执政理念，改变执政方式，提升社会治理的水平；就要求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就要加大法治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的力度；就要切实维护公民的各项权利。正是这些要求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力，激发了对政治问题的思考。
目前在国内，政治哲学基本沿着以下几个方向展开：
1.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主要讨论的问题有：马克思主义有没有自己的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规范性的还是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关系？如何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等等。
2. 西方政治哲学研究。这方面研究的范围比较宽泛，从古希腊一直到当代，几乎所有的西方哲学家都在研究的视野。当然也并不是没有侧重，一方面，每一时期都有几个哲学家成为研究重点，如古希腊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近代是马基雅维利和康德。另一方面，在几个时期中，学者们更多地关注当代的政治哲学家，特别是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列奥·斯特劳斯受到更多青睐。
3.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此项研究主要由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来进行，马哲的学者也有所涉及，研究范围包括了从古至今的所有思想家，但主要集中在先秦和宋明，尤其是孔子、荀子、老子、董仲舒等。
4. 当代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研究。研究的问题主要有权利、公平、正义、自由、和谐、公共理性、阶级和阶层、全球伦理、普世价值等，这些研究大都结合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展开。
在以上诸种研究中，有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大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政治哲学，它与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完全不同，是一种指向未来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此种政治哲学在现代遇到了挑战，今天所应做的就是要建构一个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参见赵剑英、陈晏清主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第二，如何看待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文明建设是当前我们正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那么，政治文明该往哪个方向推进？是走向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声音就是中国应该走向西方的“民主制度”。事实上，在最近几年的关于权利、公平、自由、全球伦理，尤其是普世价值的讨论中，都有此种声音出现。这是一个涉及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成败的关键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第三，如何看待公平？从实践角度来说，社会公平问题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必须正视和解决的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坏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稳定。最近的中东动荡就充分证明这点。从理论上说，此问题还涉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有学者就提出，如果说资本主义解决了人的自由问题，那么社会主义就是要解决公平问题，因此，公平就是社会主义的最核心的价值理念。
国外马克思主义
国外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为“外马”，这里主要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是近年来马哲研究领域的又一个热点问题。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外马就开始热了起来并一直持续到新世纪。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探索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前，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教条主义偏差，使我们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就是不断冲破教条主义、不断对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解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外马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主要应归因于外马的“异质性”，即它是一种不同于传统解读模式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比如它对实践的强调、对人的重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推崇”等等。
外马成为热点还因为它是回答中国现实问题和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需要。外马（这里主要指西马）是一个现实感非常强烈的社会思潮，其思考的核心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和道路问题。这样一种取向在西马早期学者那里就已奠定。如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纯粹学者，他们首先是革命家，他们思考理论问题不是为了创造什么理论体系，而是为寻找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因此，他们研究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分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和西方社会，并追踪它们的最新进展。外马的这样一种现实意识一方面为中国学者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视角，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学者回答中国现实问题提供了理论资源。因为作为后发国家，中国会遭遇西方曾经遭遇过的一些问题，如人的异化、生态、全球化、文化、消费社会、技术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外马学者都有论述。可以说，外马之所以在新世纪“热度”持续上升，正是与中国社会的这些问题日益凸显密切相关。（参见陈学明：《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年鉴(2007)》第58-62页）
外马在中国的研究经历了几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1990年为第一阶段，当时所做的工作主要是翻译介绍，把外马（特别是西马第一、二代）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都翻译了过来。此一阶段对外马的态度主要是批判，这一方面与认识水平有关，另一方面与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相联。第二阶段是从1990年到2000年。此阶段外马研究由翻译介绍为主转向逻辑线索的梳理，转向重点人物和重点专题的专项研究等，态度也随着中国问题的凸显由批判转向肯定和吸取。第三阶段是从2000年直至现在。这一阶段是以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纳入教育部的学科规划为标志的。（参见仰海峰：《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述评》，《中国哲学年鉴（2009）》第79-89页）此一阶段有几个特点：（1）学科意识增强，各种版本的外马教科书纷纷出炉。（2）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加入外马研究的行列，研究范围不断延伸。不仅主要代表人物受到关注，而且一些“非主要代表人物”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早期西马的人物布洛赫、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施米特等。不仅1970年后的外马逐渐成为研究的一个重点，如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第四代的代表霍耐特的研究，对拉克劳、墨非、齐泽克等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等等，而且一些青年学者已经能够追踪外马的最新进展，如对杰姆逊、德里克、哈维等晚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3）研究内容更加深入，与中国问题结合得愈来愈紧密。如与生态问题相关的、对詹姆斯·奥康纳等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人的异化和虚拟化相关的、对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的研究，与消费社会相关的、对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的研究，等等。
哲学观
哲学观问题是一个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哲学地位的下降必然产生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有“哲学的贫困”和“贫困的哲学”的说法。“贫困的哲学”说的是哲学的地位，是对哲学的功能和作用的反思；“哲学的贫困”是指哲学的内容，是为推进马哲研究发出的呼唤和呐喊。就是说，早在20多年前，哲学观问题就引起了马哲学者的关注。
其实，哲学观问题并不是在20多年前才产生的问题，而是一个自哲学产生以来就一直困扰哲学家的问题。哲学与具体科学不同，具体科学的“……观”在它的具体内容之外。而哲学不同，哲学观与哲学内容之间是相互缠绕的，甚至可以说，哲学观就是哲学本身。同时，哲学观问题一直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这不仅仅是因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固定的，哲学的答案无法像实证科学那样被完全证实或证伪，而且是由于哲学不是事实科学，而是价值之学，因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所以，每当社会发展了，时代进步了，哲学观问题就会凸显出来，成为哲学研究中的热点。
近年来哲学观问题之所以会热起来，一是与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有关。我们常讲马哲实现了哲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是哲学性质的根本转换，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转换？马克思曾多次讲过要消灭哲学、实现哲学，并说过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而他要改变世界，那么，马克思要消灭的是什么哲学？他为什么不愿意与“哲学家”为伍？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厘清马克思的哲学观问题。二是与实践唯物主义陷入困境有关。如前所言，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后就停滞不前，马哲研究需要新的生长点，而哲学观研究就是马哲学者试图从更广阔的视野、以全新的视角来解读和推进马哲的一种努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哲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哲学观”：科学哲学观、实践哲学观、语言哲学观、文化哲学观、生存哲学观、生活哲学观，等等。在这些“观”中，很多并不系统，只是对哲学的一些不成体系的看法。但也有一些相对系统化了，如生存哲学观和生活哲学观。由于受现代西方生存论的影响，生存哲学观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曾经非常活跃，但最近几年论者寥寥。近年来比较活跃的哲学观是生活哲学观。生活哲学观不是讨论生活的技巧或艺术的哲学，而是一种“元哲学”，是对哲学的态度和观念。此种哲学观主张：哲学首先是一种活动，而不是知识；是“爱”智，而不是智慧本身；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不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而是对“什么样的生活才值得过”问题的追问，哲学在根本上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首先是哲学家自己的生活方式；哲学所关注的并不是哲学家个人的“私事”，而是像苏格拉底那样，关心“民众的私事”；哲学来源于生活世界，也应该回到生活世界，哲学家必须有社会责任感；等等。
除上述几大热点外，近年来马哲界还有一些小的热点问题，如消费社会、生态哲学、“普世价值”等。总的来看，这些“大”、“小”热点问题的讨论深化了对马哲的理解，推动了哲学的发展，为当代中国的实践提供了更多的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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