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3月21日 北京日报 许全兴
长期以来，我们比较强调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现状的研究，注重理论的应用，注重理论和实际两者的结合，而较少关注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其实，理论上的正确是应用和结合的前提。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成就与曲折，都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是否正确直接相关。因此，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是一项带有根本性的思想理论建设。李达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和宣传，他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运用主要有两大类型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运用，有多种形式和途径，就中国而言，大体有两大类型：一是像毛泽东那样的革命家兼理论家，他们的重点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研究，而在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中国的实际，指导改造中国，再把改造中国实际的经验，上升总结成中国的理论；一是像李达、艾思奇那样的以理论家、学者著称的研究者和宣传者，他们的重点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翻译、研究、著述和宣传，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而不在直接地进行实践的运动，提出改造中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革命家与理论家之间的相对分工。当然，从革命事业整体来讲，这两者密切关联、不可分割。革命家们的革命运动为理论家们的研究提供了动力、基础和经验；理论家们的研究则为革命家们提供科学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支持。
在旧式分工没有消灭前，理论家与革命家之间的分工，研究理论与研究现状、研究历史三者之间的分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当然也有一身兼两任者，力求做到分工而不分家。但即使如此，就个人而言，也还是全面中有所偏重，或偏重于实践变革，或偏重于理论研究，或偏重于历史研究。毛泽东首先是实践家、革命家，他虽然酷爱哲学，长于理论思维，善于从哲学上思考中国革命问题，但激烈的实践斗争不容许他花费主要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一般理论，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不如专门的理论家。他能写出《实践论》、《矛盾论》那样的名著，一方面是与他直接领导中国革命、指挥革命战争、同党内错误路线斗争的个人经历分不开的。另一方面是，任何新的理论的产生、发展都离不开前人和同时代的人提供的思想资料。毛泽东倘若不注重哲学，不充分利用和吸取《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可夫等著、李达与雷仲坚译）、《新哲学大纲》（米丁等著、艾思奇与郑易里译）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米丁著、沈志远译）等国内外哲学成果，同样也很难写出《实践论》、《矛盾论》那样的论著。从这一点讲，李达、艾思奇、沈志远等哲学家在上世纪3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做了思想资料上的准备，功不可没。
■不应轻视基础理论，不应忽视理性的力量、逻辑的力量
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不同。基础理论研究的任务旨在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它追问的是“是什么”和“为什么”，注重理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逻辑性，而不问“有什么用”和不回答“怎么做”，因而与实践有较大的相对独立性。与基础理论研究家不同，实践家、政治家更多的是采取务实的态度，关心的是当前的现实，能管用，解决问题，而不去追求理论的严密性、系统性和逻辑性。由于研究问题的视角、目的不同，理论家的结论与政治家的意见往往不一致，甚至有时会发展到对立和冲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谈到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工亦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时曾指出：理论家与政治家之间有时甚至闹到“某种程度的对立和敌视”，当然，一旦当本阶级统治受到威胁时，“这种对立和敌视便会自行消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从历史上看，理论家与政治家发生矛盾时，当时取胜的往往是政治家而不是理论家。但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况，随着实践的发展，证明真理在理论家一边，政治家的意见及实践却遭到了历史的否定或修正。
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洗礼和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人们对实践的重大意义普遍有所认识，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轻视基础理论，不应忽视理性的力量、逻辑的力量。实践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它会冲破一切过时的理论和观念。同样，正确反映了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也是不可抗拒的。它会战胜一切谬误，纠正一切错误的、不科学的实践。
从历史上看，经世致用是我国古代治国治学的优良传统，但其中也蕴含着对理论思维轻视的不足。这种不足导致对基础学科、基础理论的忽视，直接影响着我国在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上的创新力。现代中国依然是理论思维、逻辑思维不够发达。中华民族要站在世界科学的前列，要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就必须大力提倡理论思维，尤其是辩证思维。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唯物辩证法大纲》十分注重辩证逻辑，这有助于纠正我国传统思维的缺陷。
■李达强调：“在科学上是绝对不能容许任何的特权和偶像的”
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应着眼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实际问题，而不能从书本到书本。这是李达在理论研究方面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1956年，李达在《谈“百家争鸣”》一文中曾尖锐地指出：报章杂志上某些论文，“不过是经典作家和伟大人物的论点的复述：有的是直接的引用，有的是变相的引用。如果把一篇论文中带引号的引文统统去掉，剩下来的东西恐怕就很少了。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不是在写论文，而是在编论文……指靠这样的论文去推进科学，是要失望的。”他还指出，受教条主义的束缚，“不少做理论工作的人不是把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是把伟大人物的个别言论作为标准”（《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18-519页）。李达的批评切中要害。我国“唯书”、“唯上”而“不唯实”的教条主义传统根深蒂固，不易根除。今天，“编论文”的现象依然严重存在。许多所谓的科学研究，许多所谓的理论文章，不过是为已有的结论和指示作论证和注释。而真正的理论研究应是对社会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重大的现实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详细地占有材料，在此基础上努力去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以便为正确解决问题提供理论基础。
基础理论的研究不在直接解决现实问题，而在揭示本质和规律，不应简单地要求基础理论的研究为实际服务，更不能简单地要求它为当前的实际工作做论证。因此，在进行基础理论研究的方法和态度上，李达倡导独立思考、自由讨论和百家争鸣。他指出：科学研究一定要开展学术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坚持真理是科学家传统的宝贵品质”（《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21页）。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亟须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1957年后，我们党在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曾一度犯有严重错误，付出了巨大代价。犯错误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对中国国情判断的失误是一个重要方面。而另一个重要方面，则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备不足，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等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有时甚至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常识，导致发生了一些今天看来是荒唐可笑的事。这一教训应永记不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理论上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此指导下整个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世界惊叹。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比起毛泽东时代是大大前进了，但能否说我们已完全搞清楚了呢？恐怕不能。因为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前中国社会还面临着种种问题和矛盾：从干部腐败案件的频发到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贫富差距的拉大到地区差别的扩大，从普遍存在的道德失范到建国后早已绝迹了的黄、赌、毒、黑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滋生和蔓延等，这些负面现象都是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悖的。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反差折射出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等基本理论问题仍有不清楚之处。
解决当今我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揭示种种问题和矛盾的总根源，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予以解决。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当代中国理论家不断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努力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地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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