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6月07日 学习时报 孙佃香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被称为“钱学森之问”，震撼人心，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更成为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
笔者认为钱老所谓的“杰出人才”，应该是指在科技界或某一专业领域有发明创造的人才。确实我们这方面的人才太少了。
中国是文明古国，我们的四大发明曾经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但是迄今，在某些高科技领域，我们还不能走在别人的前面。可以说，钱老的未竞之问，是对我国人才与教育的忧虑，是对我国科技与创新的忧虑，这实在是一个尖锐的问题，是摆在全体国人面前亟待求解的课题。
如何解钱老之问，不仅是中国教育要解决的综合难题，也需要我们对中国政治文化做一个深刻的反思。
笔者以为，我国传统儒家文化至今影响最深的是“学而优则仕”，读书就是为了进入仕途，就是为了做官。1300百多年的科举制，使得读书做官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科举考试是国家选择官吏的制度，对象是全国的知识分子。在任何国家，知识分子都应该是社会精英，一旦当这个“精英集团”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如何考官和如何当官时，官场文化就主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从古至今，人们之所以崇尚做官，是因为做官的好处太多了。不论十年寒窗有多苦，只要一朝金榜题名，即欢欣鼓舞，跨马游街，荣华富贵，光宗耀祖。而不做官，即使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也会一无所有，甚至生存都困难。如东晋末的陶渊明，陶先生自恃清高，不愿为五斗米与士族门阀官僚同流合污，弃官归乡，做了农民。都以为陶先生归隐田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生活一定潇洒惬意，殊不知陶先生辛勤劳作“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日子却过得窘迫，“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唐代的大诗人杜甫，只做过几次不长时间的小官，后来在做官无门时，生活就陷于衣食不保的地步，“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经常挨饿抱病，动不动卧床十来天，衣裳则是补丁重补丁。杜甫流浪漂泊，居无定所，我们从脍炙人口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知道，杜甫求亲告友建的茅屋，根本不能遮风挡雨，正是他深深体验了“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彻”的凄苦，所以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疾呼。杜甫甚至常常没饭吃，过着半乞讨的生活，这从他的“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常相见”、“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等等诗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而同是唐代的白居易就不同了，白居易一直做官，且官做得大，所以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他在舒适的晚年看到辛苦割麦的农民有感，写下了《观刈麦》：“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虽然不事农桑，但丰厚的俸禄，足以过上富足有余的生活。这与陶渊明、杜甫的穷困潦倒形成鲜明的对比。
如今，官本位意识更是越演越烈，做官被看作是人生成功的标志，是身份、尊贵、权利、金钱的象征。人们以“官”的职位来衡量人的社会价值，官大的身价就高，官小的身价自然小，与官不相干的职业也比照“官”来定位，甚至寺庙的僧侣也有处级、科级之分，社会被严重等级化、官僚化了。所以，想当官的人太多了，一些科技人员、学者、教授不惜荒废自己辛苦耕耘的专业，稍有成绩就作为资本跑官争官，即使有些人不去争官，上级也要给你安排个一官半职，以示肯定、奖励或者说是一种待遇。所以，无论你在那个行业，无论做什么，最终的发展前途都是向官场迈进。“官”成了许多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目标。
前些年，大学生的择业去向还是大企业、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等单位，因为这些单位的岗位能提供更多发挥他们专长的机会。而今天大学毕业生的第一择业目标大多是政府机构。国家一年一度的公务员考试，是最热门的考试，报名和录取的比例常常是几千比一。公务员虽不是官，却是现阶段平民学生通向官场的有效途径。一旦考上了公务员，等于敲开了官场的大门，不仅有稳定的收入、最好的福利，还有当官的机会和希望。试想，在如此躁动的大环境下，在当官成为人生价值的体现时，还能有多少人耐得住寂寞与清苦，潜心钻研学问？
传统的官场文化塑造了人们的奴化性格，人们崇拜权力，对上负责，“畏上级、畏领导”。社会的等级化和官本位，使得上级喜欢听话和顺从的下级，而下级则是千方百计揣摩上级的意图，投其所好，按照上级的意思行事。这种文化观念和社会现象形成人们的思维方式是“聚合思维”，聚合思维讲究的是集中、求同、正向的思维，而不是发散思维、求异思维、逆向思维、多向思维。聚合思维摆脱不了传统观念或原有的概念，后人局限于怎样理解、消化和应用前人的知识和经验。所以，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很难产生创造性思维，而没有创造性思维，就不会有任何创造性的萌芽和创新性的成果，又怎能产生“杰出人才”？
其实，对于“钱学森之问”，钱老自己已经给予了回答，据钱老秘书透露，钱老为了不当科协主席，甚至发了火，直至惊动中央，中央领导同志出面做思想工作，他才勉强同意做了一届科协主席。钱学森曾主动辞去的职务和头衔有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各种学术顾问、名誉会长等等。钱老之所以放弃“做官”，是为了分秒必争、宁静治学，把有限的生命投入探求科学真理的无限努力之中。他把一些世俗之人追求的金钱、荣誉、地位看得很淡。他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在强国富民、民族尊严面前，他抛弃了一己私利。可是，有多少人有钱老的品格与情操？靠个人的自觉和努力怎么能摒弃传统的官场文化？所以，要回答“钱学森之问”，使中国英才、大师辈出，真正成为科技大国、创新大国，唯破除官本位别无它途，而这条路能否短些再短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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