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华《人民日报》（2010年06月04日07 版）
对哲学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形而上学是与辩证法相对立的一个范畴，指的是孤立、静止、片面地认识事物的一种哲学立场、观点和方法。不过，形而上学还有另外一种涵义，是指探求事物的共性及一般发展规律的学问，与哲学大致相当。从这种涵义上说，形而上学的历史与命运也就是哲学的历史与命运。
从词源上考察，形而上学最早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一部著作的名字，其原名乃是《物理学后诸篇》（拉丁文metaphysica）。日本近代哲学家井上哲次郎借用我国哲学经典《易经》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将书名翻译为《形而上学》。这一译名在之后的中文哲学译作和著作中得到广泛采用，并日益为人们所熟知。
《形而上学》一书研究的是自然万物最普遍、最一般的本质或共相，代表了古希腊本体论哲学的最高成就。这部著作带有明显的二元性：一方面，反对柏拉图把永恒不变的“形式”或“理念”作为事物的本质，主张从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中，从形式与质料、本质与现象、一般与个别的密切联系和统一中来认识事物，因而被列宁誉为“到处都是辩证法的活的胚芽和探索”；另一方面，却设定了推动者对于运动者、形式对于质料的优先地位和决定作用，并确立了“无限后退不可能”的原则，由此推导出所谓的“第一推动者”或“纯形式”（神），因而又窒息了辩证法思想的生命力。
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沿着古希腊本体论哲学的路径，继续讨论一般或共相是否具有客观实在性的问题，并形成了长达300多年的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其中，实在论者如托马斯·阿奎那等从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与变化、潜能与现实尤其是原因与结果的学说出发，对上帝这个“最高的共相”和“终极因”进行了证明。这种证明遭到了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哲学家的批判。康德认为，这是一种独断的、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它以因果律为普遍必然规律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但上帝作为“终极因”却超越了因果律，这使它陷入自我否定的矛盾中。造成这一后果，关键在于它将因果律这一基于经验的法则运用到了先验的领域，从而形成了所谓“先验的幻象”。除因果律外，康德还从宇宙论的角度，对宇宙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构成宇宙的基本单位是单一的还是复杂的、宇宙是必然存在还是偶然存在等几组最“形而上学”的命题进行了探讨。他通过论证表明：一旦理性超越经验领域涉足这些问题，就必然陷入二律背反之中，即上述每组命题中两个提法都可以得到证明，但它们在逻辑上却是彼此矛盾、无法相容的。因此他认为，作为科学认识论的形而上学应该放弃这类“先验的幻象”，把注意力集中到经验所能把握的现象界中。
黑格尔高度肯定了康德关于理性的超验运用必然导致矛盾或二律背反的思想，认为这是对旧形而上学的釜底抽薪，是西方近代哲学最重要和最深刻的进步。但康德把矛盾归结为理性思维自身的本质，并仅从宇宙论的角度列举了四种矛盾，则表明他对矛盾缺乏深刻的研究。黑格尔认为，矛盾不仅仅存在于思维之中，而且广泛存在于现实事物之中，认识事物的矛盾特性就是哲学（形而上学）思考的本质。基于这一认识，黑格尔不仅将矛盾对立统一、辩证发展的思想贯穿到他的逻辑学中，而且贯穿到他的自然哲学、法哲学和历史哲学中。在他看来，自然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都不过是一种既是实体又是主体的“绝对精神”辩证发展的外化过程。然而，这又使他的辩证法思想陷入客观唯心主义的泥沼。马克思主义哲学抓住了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并把它从理念的“天国”拉回到现实实践的“大地”上，确立了唯物辩证法，从而在根本上超越了独断的、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
追求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真理）是人类的天性，也是形而上学的根本旨趣。虽然现当代西方哲学大都反对“绝对真理”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而从“现象学”、“语言游戏”、“猜想与反驳”、“约定论”等多个角度来定位哲学或科学理论（真理），但这些哲学都可以看作温和的形而上学，而不是彻底的反形而上学。事实上，彻底的反形而上学在现实生活中也行不通，因为科学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需要基本的共识和规范。毋宁说，我们将永远走在从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发展的路上。这就是形而上学的命运，也是人类认识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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