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 2010年第08期 徐崇温
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上，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从来就是和科学社会主义相联结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一种思潮，它们之间本来存在着十分明确的原则界限，可是，有一些人却出于种种原因不断地制造舆论，在许多方面和环节上竭力模糊和抹杀这个原则界限，把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梳妆打扮得和它的本来面貌全然不同，使得它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与界限变得模糊不清。
民主社会主义，是二战以后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把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名称由社会民主主义颠倒形容词和名词而成的。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
一、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未能把资本主义社会改变成社会主义社会，同它的社会主义观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初，它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只想缓和、协调而不想消灭资本与雇用劳动之间的对抗，所以，它不把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19世纪70年代，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并在后来加入了在恩格斯指导下成立的第二国际所属社会民主党，以后，又在1896年的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把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归结为争取普选权的问题，随着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更把社会主义解释成主张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通过议会道路使资本主义社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改良主义。在二战以后成立社会党国际时，社会民主党人把自己的思想体系由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民主社会主义，以表明它是一种和科学社会主义不同目标的“民主”牌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基本特征：
一是鼓吹“伦理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而是一种道德需要，是对资本主义现存社会贬低人格的一种道德抗议。它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联系，而是一种道德价值，这种道德价值旨在消除社会关系中的矛盾，实现人和人之间的超阶级团结；它还把社会主义归结为虽然激励着人们不停地运动，但终究属于彼岸世界的理应存在的目的王国，而在现实生活中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性目标。所以，它主张以运动代替目标，主张眼前目标具有与最高目标相比较的优先性。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决定同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同科学社会主义进一步划清界限，把自己思想体系的名称由民主社会主义再颠倒成社会民主主义，以表明它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它认为现存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在经济上、生态上、政治上和伦理上彻底失败的制度”。而它所追求的，则不是一种社会模式或一种新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而是一种由自由、公正、互助的基本价值加以界定的规范性政治、伦理思想，认为它对资本主义的改变，是在资本主义的范畴内以一种替代性原则、政策所作的改良，而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的全盘的制度性替代，因而不宜做出关于谋求实现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表述，而应强调它的改良的着眼点更多地集中在具体政策上。
二是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出的自由、公正（平等）、相助（博爱）奉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以对国内社会与世界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进行民主化为手段来争取人类解放的运动，是通过民主化进程来实现自由、公正和团结这些基本价值观念。它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争取自由、社会公正和团结的国际运动。
三是把其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里，又把其社会主义融解在资产阶级的民主之中。社会民主党认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是民主的最高形式，自由和民主是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质，而社会民主则是民主最深刻、最全面和最具国际性的表现。它认为民主和人权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政治手段，而且是社会主义目标（建立民主的经济和民主的社会）的根本实质。
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里，也反映了由原先的意大利共产党蜕变成的意大利左翼民主党的发展轨迹。这个党早就认为，所谓党的革新，就是要确立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去实现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的不断发展和充分实现，所以争取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应该在充分扩大民主和各种自由中进行，而不应该把社会主义视为制度和历史规律。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这个党又提出“新社会主义”理论，认为那种力图通过专制集体化来改变生产资料所有者和非所有者之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方案，那种力图通过取消市场、对整个经济进行集权化管理来解决剥削和异化问题的思想，已经遭到可悲的失败、不可挽回的打击；它认为，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应该不是力求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而是要通过对现存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进行改革。新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在不断调整资本主义现存社会关系中实现平等和互助的价值。社会主义思想现在不再体现为人类在摆脱资本主义社会后所应进入的下一种社会制度，不再追求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而应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有效的进程，把社会主义看做是对存在局限、矛盾和不平衡的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不断改革；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视为不断扩大民主，扩大公民权利，实现彻底民主化的永久性运动，使人从统治状态下解放出来。
四是用对经济的民主监督去取代消灭私有制。社会民主派先是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19世纪70－90年代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主张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国有化。1896年当它主张资本主义和平进化为社会主义时，所谓社会主义国有化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国有化。二战以后，当社会民主党人主张混合经济时，又不再把生产资料的公有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必备条件和基础，所以就用经济的民主监督去取代消灭私有制，称它主张在混合经济的框架内实现社会化和财产共有。
在这方面，英国工党的“布莱尔革命”是一个典型。英国工党的理论源于费边社的社会改良主义，主张用温和的渐进方式，通过选举和代议制，利用现成的资产阶级国家逐步地把土地、资本变为社会所有，以实现社会主义。二战以后，它把费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结合起来，大力推动社会福利制度建设。1987年政策检讨时，它又认为工党不得不接受撒切尔主义改造英国的现实，从而认为必须改变工党重社会正义与福利而轻经济效益与个人自由的形象，而把其宗旨重新解释为保障个人自由、肯定社会主义有赖于经济繁荣、承认市场与竞争机制有积极意义、放弃国有化政策、放弃上台执政后废除保守党制定的全部工会法的承诺。所谓“布莱尔革命”或“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其主要内容首先是在1995年英国工党特别党代会上修改党章第四条关于公有制的内容，宣称“积极的市场竞争是个人与国民财富的基础”，使工党能够接近和吸收中产阶级人员；其次是拉开工党与工会的距离，消除工会对工党的传统影响，宣布工党不是工会的党，而是全民的党，工党也代表企业主的利益，使中产阶级中支持工党的人数明显上升，同时又吸收企业和个人的政治捐款，减少工党对工会的经费依赖；再次是对私有化采取务实态度，只要有利于效率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工党也将搞私有化；最后是使工党彻底“非社会党化”，拟将“社会主义”改名为“关于社会的主义”，由于遭到党内多数人的强烈抵制，所以布莱尔只好宣布工党还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党”。
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观还有其它一些特征，但仅此数端已足以说明它之所以不可能把资本主义社会改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因。
二、民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有人把民主社会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各自的发展历史，也不符合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纲领。因为民主社会主义是把世界观中立、指导思想多元化奉为自己的思想纲领的。所谓世界观中立、指导思想多元化，就是不再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而以伦理社会主义、抽象人道主义以及批判理性主义等等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
应该说，第二国际及其所属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19世纪末出现伯恩施坦主义以前，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此后，虽然修正主义的实践在这些党内愈演愈烈，但是，仅就理论、纲领来说，他们却继续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为科学的社会分析和社会主义目标提供不可替代的认识和方法。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一战以后，如德国社会民主党1925年的《海德堡纲领》，就整段整段地照抄《爱尔福特纲领》。然而，在二战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不仅在手段上，而且在根本目标上拒斥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因而它们也就不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自己的指导思想，而把世界观中立、指导思想多元化奉为自己的思想纲领了，应该说，这是民主社会主义区别于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新特征。这种世界观中立、指导思想多元化论，最突出地表现在两个纲领中：
一个是社会党国际1951年的《法兰克福宣言》。这个《宣言》写道：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性运动，它不要求对事物的态度严格一律，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或其它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还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的目标，即为一个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和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社会党国际不问社会党人到底是信仰马克思主义还是信仰其它的分析社会的方法，到底是受宗教原则还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这就清楚地说明它不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改为“世界观中立”了。
另一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这个纲领宣称：在欧洲植根于基督教的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想宣布任何最后的真理，这并不是因为它对各种世界观或宗教的真理缺乏了解和漠不关心，而是因为它尊重人们对信仰的选择，无论是一个政党还是国家都无权决定信仰的内容。这个《纲领》显然比《宣言》更进了一步，它列举了民主社会主义的三个“根”，其中只字未提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在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在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资本主义在二战以后长时期的比较顺利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的缓和化，出现了所谓工人阶级同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现象，这是其根本原因；而西方资产阶级在这种背景下掀起的“非意识形态化”浪潮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是造成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
事情得从德国学者卡尔·曼海姆在1929年发表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书说起。在那本书里，曼海姆把科学定义为有关事实的既客观又可靠的知识，而把意识形态定义成关于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的某种随意判断。二战以后，西方学者贝尔、利普塞特、波普、阿隆等人进一步发挥了曼海姆的理论，鼓吹说意识形态意味着肯定已经没落的政治狂热，他们特别用意识形态的没落去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衰落：认为随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缓和化，阶级对抗已经消失，意识形态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已经到了“意识形态终结”的时刻，于是他们就掀起了“非意识形态化”的浪潮。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世界观中立、指导思想多元化，就是在这种“非意识形态化”浪潮的强烈影响下出现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家艾希勒说：“总而言之，在非意识形态化的口号下，人们认清了这样一个问题，党抛弃了教条式地依赖于某种政治目标的严正理论，在纲领中反映出来的非意识形态化，确实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发生了”。（艾希勒：《民主社会主义导言》，第122页）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奥伦豪尔在1959年11月的哥德斯堡代表大会上说：“要求我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纲领原则，作为我们1959年基本纲领的观点”，那么“我们在短期内就会变成失去任何政治影响的宗派”；（《社会党国际通讯》1959年第48期）法国社会党的保罗·拉马第则说：“到了1958年，信仰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特点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现在的资本主义也“与马克思熟悉和研究过的私有资本主义再也不会发生任何关系”了。（《社会党国际通讯》第21－22期）
为什么在后来，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86年的纲领中，又要重提马克思主义，说“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是人道主义哲学，基督教，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学说，工人运动的经验”；法国总统密特朗在1972年的社会党政府纲领序言中指出：“社会党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摆脱官方的学说，然而，马克思主义是它的理论基础”。（法国《改变生活、社会、政府纲领》，第8页）为什么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原因在于，非意识形态化浪潮在西方流行了一段时期以后，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遇到了以法国的“五月风暴”为代表的西方新左派青年的社会抗议运动，越来越站不住脚。因为这种社会抗议运动的爆发其本身就说明了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依然存在，而且随着决策权日益集中在极少数技术统治论精英手中，所有部门的广大群众都在经历着一种社会反常状态和异化的感觉，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什么“意识形态终结”论，什么“非意识形态化”论，在事实面前统统碰壁破产了。于是，贝尔、利普塞特等人不得不抛弃这一理论，转而提出“重新意识形态化”或“再意识形态化”的口号，扬言要制定出一种能够吸引群众、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抗衡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来。20世纪70年代初，正是资本主义生产进入持续衰退、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政府表现出无法摆脱危机的时候，于是，在这种“重新意识形态化”的浪潮的影响下，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也要求认真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作出必要的改变，以适应资本主义危机加深、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势。由于西方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吸收了为数颇多的新左派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党的右翼领导推行的机会主义路线和实践持批判态度，这就迫使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在重新意识形态化的党内左右两翼的激烈争论中持一种折衷的态度，重提马克思主义而又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的面貌去重塑马克思主义，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拉特曼在《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一文中就说：“原来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的、自由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新社会》杂志1972年第8期）
然而，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只字不提马克思主义也罢，还是有时还要提到马克思主义也罢，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反正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是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了，而有时它之所以还要适应于形势变化的需要，重提一下马克思主义，那是因为事情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早在1954年3月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是“由于害怕共产党人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间成为马克思威信的唯一继承人”。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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