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2月02日 光明日报 丰子义
现代性并不是一个纯学理性的问题，而是现实社会发展提出并迫切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如何理解和把握现代性，直接关系到如何构建现代社会，如何推进现代化进程。因此，随着社会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现代性问题日益为学界所关注。在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中，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也受到了高度关注，成为研究的一大视点和重点。一方面，马克思这一思想的理论价值在对现代性的回应和讨论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和彰显；另一方面，通过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深入理解，又深化了对现代性的认识和把握。
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的概念，但是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入研究，还是具体阐发了有关现代性的重要思想，并对现代性作出了独特的、实质性的理解。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哲学，而主要是一种关于现代性的社会理论。尽管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历史语境和面临的问题与今天不同，但其考察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仍是非常重要的，是富有当代价值的。对于我国今天的现代性建构来说，马克思有关这样一些重要问题的基本观点尤其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现代性的载体与主体
考察现代性，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固然是必要的，但在具体分析、建构时，无论如何不可绕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所谈的现代性，究竟是谁的现代性，何种性质、类型的现代性？这就涉及现代性的载体和主体。在马克思的视野里，现代性的载体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使人类社会发展划了一个时代，它同以往任何社会相比，都体现出前所未有的“现代性”色彩。正因如此，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时，常常与“现代社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文明”等交替使用。与此相对应，现代性的主体自然是资产阶级，现代社会与现代世界乃是资产阶级按其需要创造出来的。作为现代性的主体，资产阶级与资本是完全一致的。资产阶级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而资本则在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具有“主体化”的性质。所谓“主体化”，主要指资本对社会各种现象和关系有着“主体”般的支配和主宰作用，资本由此变为主体性资本。现代社会就是在这种主体性资本的推动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资本的本性和逻辑来透视现代性，正是马克思考察现代性问题的基本立足点。
马克思考察问题的这种方法论，对于今天的研究也是发人深省的，这就是要求我们必须明确所要追求的现代性的性质和所依托的主体。既然现代性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的并且是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社会为目的的，那么，这样的现代性必然是和社会主义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或者说就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既然构建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其现代性所依托的主体或依靠的社会力量必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所有建设者。明确这样的定性与定位，对于减少发展的盲目性，增强发展的自觉性和自主性是至关重要的。
论及现代性的主体与载体，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今天的资本及其作用。应当看到，资本作为资本，总是要追求价值增殖的。但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和制度环境里，它又有其不同的属性和功能。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存在和运行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其规律作用的方式和功能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为此，既要承认资本、发展资本，又要恰当驾驭资本、引导资本。让资本创造更多的财富，造福于人民，这是历史进步的必然选择，也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现代性的方向与出路
现代性的发展是一个充满曲折与冲突的历史过程，它从开始之日起就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特别是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和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现代性遇到了严重危机。为此，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不少西方思潮均对现代性给予了深刻的检视和批判，其中一些激进的观点甚至提出更为彻底的否定和颠覆。这些观点和主张所提出的问题是值得沉思的，但它们最终也没有为现代性真正指出一个新的方向。一味的终结、颠覆，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马克思也始终注重现代性的矛盾分析，其现代性考察与社会批判理论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但与后现代主义不同的是，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矛盾分析并不是仅仅停留于文化、理性层面，而是重点指向制度根基。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现代性，确实给人类创造了现代文明：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工商业的巨大进步，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生产方式以至整个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理性化、科层化的实施明显提高了行政和生产管理的效率和效能，契约化、民主化的推行大大提高了政治文明的程度等。但是，现代性又是在血与火中发展起来的，现代文明繁荣辉煌的背后是社会发展的严重扭曲，资本升值的背后是人的贬值，资本主义内在矛盾造成了严重的现代发展悖论。要解决这种发展悖论，只能是超越原有的现代性。如何超越？马克思采用的办法并不是简单的颠覆与解构，而是通过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揭露与分析，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和发展方向，这就是诉诸共产主义的实践。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中，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深刻矛盾和剧烈冲突，使现代性由一种盲目的异己力量变为人类自觉控制的并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力量。“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虽然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但其分析、诊断却有着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它所给予我们的启示首先在于，必须善于运用矛盾分析的观点来看待现代性，正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矛盾与冲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反对任何浪漫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态度；更重要的还在于，必须注意现代性发展的方向，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这就是要充分重视社会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所具有的建设性意义，彻底铲除现代性发展的制度障碍、体制障碍以及各种不合理的社会关系障碍，用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各种基本原则来对待和处理现代性问题，使其矛盾与冲突能够从根源上得到有效化解，从而保证现代性的顺利实现。就此而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及其相互关系，并不会随着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而过时，它是现代性发展无法避开的历史课题。
现代性的价值指向
现代性问题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就其根源来说，主要是由人的生存发展危机引起的。现代性的种种困境，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把人的命运和价值以十分尖锐的形式凸显出来，现代性的忧思随之而来。因此，现代性问题研究的兴起，归根到底不过是集中地反映了对人的关注，现代性也就由此有了明显的价值意蕴。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分析和考察，有着鲜明的价值指向，这就是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毕其一生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解剖，目的就是要寻求人类解放的道路，其现代性批判与其价值关怀是融为一体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命运与资本的命运是密切相关的。资本为了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必然要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2页）。这就是说，普遍利用人的一切属性，培养“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是资本生产的内在要求。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由其本性所决定，它不可能造就出真正“具有高度文明的人”，全面发展的人。资本主义生产虽然摆脱了人的发展的自然局限性，但又造成了人的发展的社会局限性。人在生产和各种社会关系中，并不能作为“个性”而存在，而只能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形式来出现。因为人作为劳动力，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它在生产过程中只是以一种独立于人的个性的物来起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根本无法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要消除这种异化状态，必须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建立新的自由人联合体。只有在这种新的联合体中，人才能真正成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才能形成真正的“自由个性”。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提出了现代性的价值指向，而且具体指出了实现这种价值的途径和手段。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价值论的最大价值所在。
反思发展与现代性，最重要的是对其价值加以深刻的反思与把握。发展当然是为了追求现代性、实现现代化，但现代性和现代化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保障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谓发展不发展，并不仅仅是从客体自身发展的程度来界定的，更主要的是从客体对主体，亦即发展的结果对发展主体的满足程度、价值实现的程度来确定的。当社会历史活动的结果对人的发展是有益的，对人类文明进步是有利的，那么这样的社会历史活动就是发展的，否则就是不发展的。所以，完整意义的社会发展，是同人的发展及其价值实现直接相关的发展。发展本身就包含着价值选择、价值指向；离开人的发展这一价值指向，发展与现代化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现代性的全球视野
研究现代性，不可能离开全球性。全球性既是现代性的扩展和历史结果，又是现代性发展的基本前提与条件，二者是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由于现代性最初起步于欧洲，对现代性的最初诠释和理解也主要产生于欧洲，因而现代性往往带有“欧洲中心论”的色彩。马克思超越了这种“欧洲中心论”，坚持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现代性。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正是从16世纪开始伴随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而形成的，现代性是在各个国家、民族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向前推进的，现代性的矛盾也是借助“世界历史”而向全球扩展的，而且最终也得借助“世界历史性的”事业来解决。正因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任何重要社会现象、问题的出现和解决都不可能是孤立的，而是与世界历史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所以看待和处理问题都必须有全球的视野。但是，马克思所主张的全球化观点并不同于现在西方流行的“全球主义”，这样的全球主义已被新自由主义所控制，并成为新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实际上，马克思对虚假的“世界主义”和“普遍主义”早已进行过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针对当时德国不少学者高谈“世界主义”的现象，马克思认为他们所讲的“世界主义”不过是“日耳曼中心主义”的变种，“德国人的虚假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是以多么狭隘的民族世界观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54页）。真正的世界主义是与合理的民族主义协调一致的，“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7页）。因此,强调世界性必须注意合理的民族性。
这样的立场、观点对于我们看待现代性的普遍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也是非常有益的。一方面，必须看到现代性在不同国家、民族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形式，因而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不能把西方的现代性作为固定的模式来推行，各个国家、民族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走出一条新的现代性之路，并为现代性注入新的内涵、作出独特的贡献。另一方面，又要重视现代性发展的普遍性，并自觉利用这种普遍性来增强其民族性。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深刻认识、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规律，又要深刻认识、把握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按照现代化的规律来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为此，必须正确处理现代化进程中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积极参与全球化，通过全球化来推动现代化。尽管全球化也不是一条坦途，但它毕竟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现代性与传统
现代性总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在其本质上是创新的产物。但现代性又不是对传统的彻底决裂或传统的“断裂”，它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体现了发展的连续性与间断性。马克思就是这样来看待现代性的流变的。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的文明固然远远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文明，但现代文明恰恰又是建立在传统文明积累的基础之上的，它是传统社会生活一系列变革的产物。传统在现代性的发育、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和传统中创造。这样，传统必然会以特定的方式来影响当代人的生活和社会发展。如在西欧的近代发展中，从古罗马产生出来的法律传统就有着重要的影响，罗马法“成为工业社会的法的先声”，并被“当作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的法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98页）。西方的理性传统对西方社会的发展也影响甚大。总的说来，现代性与传统并不构成排斥的关系。“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更完善的形式下的复活’。因此，不应该特别害怕‘古代’一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2页）。
在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完全离开自己的传统迈向现代社会的，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成功的现代化是完全从外部输入的。今天，我们要建构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必须重视和弘扬我们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民族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使现代性有其坚实的文化根基。当然，维护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并不是把过去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拿来用于现在，而是要根据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充分挖掘其宝贵资源，实现创造性的转换，使其真正成为现代性的内在要素。因此，重视传统又不能囿于传统。要确定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与意义，关键是要明确现代性文化再造过程中最缺少或最需要发育的文化因素是什么，然后才能以此确定对传统文化应当继承什么，抛弃什么，从而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合理融合，使传统文化切实能够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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