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 2010年第2期 陶德麟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在谈到执政党建设基本经验时，指出要“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是一项关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战略任务。我仅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个问题谈几点认识。
一、大众化与中国化、现代化的关系
首先谈谈对大众化这个概念的理解。大众化与大众性是有区别的。大众性是理论本身的一种属性，是标识理论所涉及、维护或关注的群众的范围的概念。大众化是使理论为尽可能多的群众所理解和认同的一种工作。
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任何理论都有一定程度的大众性，只不过“大众”的成分和范围有所不同而已。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理论也都反映了本阶级的诉求，还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相关阶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共同诉求，也有自己的群众，也有一定的大众性。完全没有大众性的理论是不存在的。同时，任何理论也都需要大众化。这是因为理论都不是大众自发活动的产物，而是少数理论家精神劳作的产品。如果不经过一番大众化的工作，即使客观上反映了大众的利益和诉求，也未必能为大众所理解。任何阶级的理论家创造理论都不是为了自娱自乐，而是为了按照他们所维护的阶级的利益改变世界。他们决不满足于把自己的理论变成藏之名山的秘密文献，而总是要努力在大众中传播宣扬，让大众理解理论、信服理论，从而征服人心，赢得大众。这种工作就是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理论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有没有大众性，也不在于需要不需要大众化，而在于大众性和大众化的内容和范围与别的理论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的是有史以来最进步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有史以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的根本任务不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以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是经过一系列的历史发展阶段，最终达到彻底消灭阶级差别，解放全人类。因此，它的大众性具有史无前例的深刻内容和广阔空间，与其他理论的大众性有原则的不同。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是工人运动自发的产物，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知识分子总结社会发展史，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一切优秀成果而创造出来的科学体系，所以也必须经过艰苦的大众化的工作才能为大众所理解，实现它的大众性，这也就是“理论掌握群众”的过程。离开了大众化的工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可能转化为摧毁剥削制度的物质力量，也不可能在千百万群众的实践中接受考验，总结经验，得到丰富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大众化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而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和使命决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求。只停留在书斋里和理论家头脑里、而不为群众理解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最多只是不能实现也不能发展的学理，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
但是，如果离开了中国化和时代化孤立地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那就会使大众化成为抽象的口号。这是因为：
第一，从横向来看，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性的理论而不是地域性的理论，它的基本原理是涵盖整个世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反映的普遍规律就寓于各个国度、民族、地域的特殊发展规律之中，只有把普遍原理与具体情况正确地结合起来，实现了一般和特殊的统一，这些普遍原理才能实际上得到体现，在生活中得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和本土化是统一过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世界性的本质，就不可能在各个国度、民族或地区实现本土化；同样，没有成功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也只能是高悬在空中的一般道理，不能解决各个国度、地区和民族千差万别的特殊问题，不能实际地实现世界化。就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就是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的过程，就是使中国的大众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同时也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事实已经证明，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取得胜利的必由之路。在民主革命时期，如果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毛泽东思想没有通过大众化而掌握千百万群众，就不可能推翻“三座大山”，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果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果这个理论体系没有通过大众化而掌握十几亿群众，就不可能指引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在极短的时间里取得奇迹般的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二，从纵向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规律，特别是反映了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直到现在社会发展的特征。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一百五十多年以前，但它的基本观点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然高于后出的其他理论。它是现代性的理论。但现代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现代的具体情况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因为它是现代性的理论就可以停滞不前。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会过时，正因为它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在坚持自己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同时使自己与当下面临的具体情况相适应。就中国而言，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决不能抛弃仍然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根本原理，又不能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有的一切具体论述上，也不能停留在我们自己已有的理论上，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现代世界不断变化的实际结合起来，与我们国家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结合起来，持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现代化。这与大众化是同步的工作，因为我们面对的大众是生活在现时代的中国的大众。离开了现时代的特征，离开了大众当前的实际生活和需要，大众化就没有找到对象，大众也不会关心这种理论，大众化就是一句空口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也在不停顿地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而发展，推进着现代化的过程。这正是这一理论体系的生机和力量所在。
中国化、现代化、大众化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离开了哪一条都行不通。而它们的地位又不是平列的。中国化是统领一切的总问题，它逻辑地蕴涵着其他两个方面。但这不是说其他两个方面没有相对独立的意义，不需要作为问题来探讨。大众化就是需要专门探讨的问题。
二、推进大众化的途径和方法
在现代中国，如何做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我以为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大众化的内容问题
一般说来，大众性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大众化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性的无可代替的方法，那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就应当涵盖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的全部成果，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只有一部分需要大众化。但是，就当前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大众化的重点应当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当前中国人民最迫切需要掌握的思想武器。这个理论也是最贴近中国人民大众的需要、最为人民大众密切关注的。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等等，都应当深入研究，不研究这些也不可能深刻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产生误解和曲解。但我们的侧重点应当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大众化的对象问题
“大众”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在今天社会结构多元化的情况下，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群体的要求应当有所区别；对同一阶层、同一群体的成员还需要根据不同的文化水平、职业特点等等具体情况有所区别，不能一刀切。对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应当是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的信仰者和实践者，尽可能系统准确地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了解这一理论的源头和形成过程，能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和解决工作中的新问题，能鉴别和抵制违背这一理论的各种错误思想，有条件的还应当能概括新的实践经验，做出理论创新。对广大群众则应当按照具体情况作出不同的要求，尽可能地使他们懂得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科学根据，懂得只有以这一理论为指导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可以和应当使最广大的群众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齐心协力地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努力奋斗，把社会的凝聚力发挥到最大限度。
（三）大众化与通俗化的关系问题
通俗化与大众化在英文中都可以用popularize来表达，在中文的许多场合作为同一概念也未尝不可。但我以为仍以适当区别为好。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要求，离开了大众化就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会使马克思主义不起作用。而通俗化则可以理解为大众化的形式之一，是特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工作。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文艺的提高与普及的关系的基本论点，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就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在这个问题上，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无论是提高或普及，都离不开大众化。即使是艰深复杂的、需要具有专门的知识准备才能领悟的理论问题，也不在大众化的范围之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宣传也应当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力求大众化，而不能脱离实际，闭门造车。对文本的翻译也要力求“信、达、雅”，避免因语言的失当而妨碍人们对原意的理解，产生误导。
第二，普及的对象毕竟人数最多，普及工作做不好，马克思主义就会在最广大的群众中失去阵地。因此通俗化的工作至关重要。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
第三，有的同志或多或少地认为通俗化是比较低级的、容易的工作，其实不然。把深刻的道理讲得通俗易懂，没有深厚的理论素养、扎实的专门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老练的语言文字功夫是不易做好的。高水平的理论家应当多做一些“以通俗的言语，讲亲切的经验”的工作，当年的李达、艾思奇、杨献珍、冯定等前辈都为此做出了贡献。现在中宣部理论局组编的《理论热点面对面》也很受欢迎。要提倡名家做马克思主义的“科普”工作，“‘大家’写，大家看”。
第四，要划清通俗化与庸俗化的界限。通俗化（popularize）与庸俗化（vulgarize）是根本不同的概念。通俗化的要求是使理论的表述显豁易懂而又不损原意。而庸俗化则只能使理论变成粗鄙低劣的东西，变成马克思主义的赝品。庸俗化的东西尽管也可能“易懂”，甚至“有趣”，但它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根本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当然，为了通俗化，往往需要借助一些形象、比喻，成语、故事甚至俚语等等作为辅助，也难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论证的严密性，但“底线”是决不能牺牲理论的准确性，不能因为追求易懂而造成“失真”，尤其不能陷入庸俗化。
第五，通俗化也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形式。要根据不同对象的特点有所区别。而且，提高和普及的界限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大众水平的提高和需要的变化，普及的对象、范围和内容也要与时俱进。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当年发挥了巨大作用，今天我们还要学习这本书的优点和精神，但也不能照搬它的一切，因为时代变化了，大众的构成和需要也变化了。需要我们精心编著一些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通俗读物，以满足不同时期、不同对象的要求。
（四）大众化与语言文字问题
语言文字是理论的载体，理论只有通过语言文字才能表达和传播。在中国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得下功夫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文字说话，说中国话。有的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而西方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与中国的根本不同，用中国语言表述马克思主义必定变形走样。这种说法是似是而非的。西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与中国的不同，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也确有差别，这是事实。但由此推出不可能用中国语言讲马克思主义，那就远离事实了。如果一种理论只能用一种语言表达，那么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对话就根本不可能了。用中国语言讲马克思主义不仅可能，而且必要，非如此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我在这里要借重一位外国人的言论，这个人就是黑格尔。黑格尔在给J·H·沃斯的一封信里说得非常精彩：“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作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苗力田译编：《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02页）黑格尔说得多么深刻，多么尖锐！他毫不含糊地宣布他要“教给哲学说德语”，正是为了使那些并非产生于德国的哲学德国化，在德国大众化。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能使那些“最优秀的东西”成为德国的财富；否则不仅不能成为德国的财富，还会是“野蛮”的东西。我想，黑格尔的这段话不仅适用于哲学，也适用于一切社会历史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黑格尔可以“教哲学说德语”，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教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呢？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以后形成了那么多流派，不都是说的中国话吗？难道因为它们说中国话就不是佛教了吗？佛教可以说中国话，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就不可以说中国话呢？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所以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正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也就是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同时也就是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现代化的工作。这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
当然，中国话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同为中国语言，现代的中国语言就不仅和古代的文言文不同，而且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与我们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作品的表述方式也有所不同。这是正常现象。此外，在语言发展过程中吸收某些外来的词汇和表述方式也是很正常的。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丰富和发展中国语言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它长期形成的相对恒定的要素，是不能随便改变的。如果弄得面目全非，就不成其为这种语言，本民族的人也看不懂、听不懂了。以汉语为例，恕我直言，现在有的博士生写的论文可以说是用汉字写的洋文，用汉语说的洋话，比古文和外文都难懂，不仅我看得非常吃力，他们彼此之间也常常因为看不懂对方的文章而叫苦不迭，要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恐怕更是难上加难了。至于生造词句，故弄玄虚的毛病，也颇为常见。这种毛病也是古已有之的。苏轼给谢民师写过一封信，其中批评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其浅陋”。在他看来，扬雄讲的那点道理并没有那么玄乎，“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扬雄是不是确有这个毛病，姑且不论，但苏轼讲的这个道理是很对的。他还引用孔子的话：“辞，达而已矣。”并说：“辞而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文不可胜用”，这是何等难能可贵的境界！有人似乎以为话越说得艰深晦涩，佶屈聱牙，让人不知所云，学问就越大。这是极大的误解。其实恰恰相反，“以艰深文浅陋”最不费力，而用准确明快生动活泼的语言讲清深刻复杂的道理才是最难的。毛泽东一贯重视文风问题，当年他把文风与学风、党风一起列为整风的内容，反对党八股和洋八股，尖锐地揭露了文风不正的危害性，我以为至今还有现实意义。
（作者：武汉大学原校长）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