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人民日报》（2009年12月22日第07版）
发生在历史重要转折时期的重要会议，往往会对历史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便是这样一个重要会议。它的伟大历史贡献，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实践相结合，在有关党的建设的三个重大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年是“古田会议”召开80周年。深入研究“古田会议”对党和人民军队建设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于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中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在一切农民国家，如果没有农民合唱队，无产阶级革命的独唱将变成挽歌。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思想，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最主要的就是对农民的领导。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农民问题的这些论述，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建立坚固的工农联盟的思想，在中国革命中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中国有着独特的国情，不但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而且当时产业工人的数量很少，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民。这既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俄国。在中国，农民问题把国情中的诸多要素联系了起来。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来说，认识国情的核心主要是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阶级关系，特别是认识农民问题。毛泽东同志等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前虽然就意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把农民问题同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联系起来，但总体上仍局限于把农民当作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党的工作重心被迫由城市转入农村，但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仍然坚持“左”的“城市中心论”和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主力军的思想。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始探索与俄国十月革命截然不同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逐步确立了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是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的“古田会议”的主旨，并体现在《古田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第一，明确指出“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这就表明，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和根本标志是领导农民的问题。《决议》同时指出，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存在的意义，“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这些重要论断，对于纠正当时在党的主要领导中存在的只注意工人运动和城市工作、漠视农民革命积极性的错误倾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二，在肯定工农联盟的政治必然性、必要性和现实性的基础上，《决议》明确指出今后我们党要“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的成分”，并“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这种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党领导的农民为主力军的“工农武装割据”，是中国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和最高形式。第三，正确认识和对待游民问题。游民来源于破产农民和没落手工业者。《决议》毫不隐讳地指出：“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对于这一革命性与破坏性并存的游民无产者阶层，党的六大通过的决议案夸大其破坏性，认为他们仅在武装起义之前可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客观地看待游民问题，在分析红军中游民成分的存在所产生的流寇思想时，不是把着眼点放在清除红军中的游民成分，而是把肃清流寇思想、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作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
此后，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农民问题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
关于从思想上建党问题
世界各国共产党都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是，中国共产党是诞生于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大革命时期，党的工作重心在城市，因此党员成分中工人占多数。大革命失败后，党被迫到农村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环境的变化必然导致党员结构的变化。这时，党的构成已由工人出身的党员为主变成了农民出身的党员占绝大多数。因此，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特殊问题，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的一个崭新课题。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开展斗争、农民党员占多数是非常担心的。当时，共产国际极力主张靠大量发展工人党员、提拔工人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来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在共产国际的指令下，中国共产党的主导思想也是想通过组织建设来保证党的性质和党的先进性。但实践证明，这种以组织建设为主要手段来维护党的性质、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精神，从实际出发，寻找新思路、新办法。经过艰难探索，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提出了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的新思路，开辟了一条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功之路。第一，会议正视农民党员占多数的现实，认为大量吸收农民入党是由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环境，但可以通过思想教育的途径来处理党员社会成分与党的性质之间的矛盾。第二，会议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二重性的论述，面对党所领导的军队绝大多数是穿起军装的农民的现实，为避免黄巢、李自成那样旧式农民起义的历史悲剧，作出了以《决议》为标志的克服党和红军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决定，从而在党的指导思想上解决了如何使农民由小生产者转变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和革命战士的问题，实质上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和军队的建设原则问题。第三，会议抓住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提出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和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突出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问题，把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党的先进性，解决了党的无产阶级化问题。第四，会议总结探索出一套思想教育的方法和途径。《决议》不仅规定了党内教育10个方面的内容，而且提出了党内教育的18种方法，主张通过这些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灌输到广大党员思想中去。与此同时，《决议》还要求党员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这些开展党内思想教育的方针和方法，成功地解决了从思想上保证党的先进性的基本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源头活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又一重大发展。
“古田会议”确立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这一重要思想，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还将在当前和今后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先进性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对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探索，贯穿于无产阶级政党诞生和发展的全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党的学说和创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初，便开始探讨党内民主问题。列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内民主思想，并将其发展为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中国共产党也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正式将民主集中制原则写入党章，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但是，这一时期我们党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还不健全，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和问题。党的六大后，党内在组织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由原先的家长制转变为极端民主化。极端民主化的来源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思想。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古田会议”上，对党内极端民主化思想进行了纠正，进一步强调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决议》针对党内极端民主化思想，首先旗帜鲜明地指出其严重危害：“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接着，《决议》着重强调了纠正方法：一是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二是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决议》还对民主生活作了种种规定，如要求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形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这充分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础，集中是民主的发展和必然要求，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决议》提出的这些方法和规定，既是对我们党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进一步健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强调，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积极发展党内民主。这是我们党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可以说，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又一生动体现。
（执笔：林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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