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2009年第22期《求是》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进程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前后接续、继承发展、与时俱进、高度统一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源于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同时,又根据时代特征、实践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的宝贵精神财富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形成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果有机地融为一体,将继承与坚持、发展与创新有机地融为一体,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十分特殊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全新课题。建国初期,由于缺乏建设经验,也为了寻求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的宝贵经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照搬苏联模式。对于这种照搬照抄,历来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勇于开拓创新的毛泽东“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7页)
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发生的诸多变故,引起中国共产党的很大震动,也使毛泽东认识到苏联模式弊端的一面。在国内,随着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经验的积累,毛泽东也逐渐察觉到了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就在中央领导集体的小范围内提出了“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路的思想。薄一波同志后来回忆说:“在我的记忆里,毛主席是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第488页)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使毛泽东和党中央“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的思想更加明确。在1956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为此,毛泽东强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也为他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必不可少的思想基础。
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围绕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深刻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论十大关系》堪称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具有标志性的开篇之作。对此,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及。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指出:“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960年6月,他在《十年总结》中指出,前8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论十大关系》的发表,表明毛泽东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已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思路。
1956年9月,党的八大提出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基本路线。八大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以及党和国家主要任务的判断,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关于经济建设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关于民主法制建设、台湾问题、对外关系的新方针政策,关于“三个主体、三个补充”以及建立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构想,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取得的新成果。1957年2月,毛泽东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强调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
由于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从未遇到的新课题,人们对如何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还缺少规律性认识,加上当时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影响,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严重的失误,付出了沉重代价,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但总起来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及其取得的理论成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良好的开端,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
今天,当我们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我们必须尊重历史,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犯过错误而否定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贡献;也不能因为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出现过严重失误而否认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使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我们党在新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基础;在党和毛泽东领导下,改革开放前近30年中,我国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中国共产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于毛泽东时期,毛泽东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提出的原则,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宝贵的思想基础。
正因为如此,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发展关系
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必须看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本质特征,看到二者之间的继承发展与交汇融合,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更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
第一,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分别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一是两者形成和发展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也不同。毛泽东思想主要形成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背景下,长期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主要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实践基础。
二是两者的主要内容不同。毛泽东思想主要包括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其主要内容包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等。
第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
一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是在深刻把握时代特征和基本国情,努力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
二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立足于中国现阶段的特殊国情,有着共同的发展目标,就是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就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基本文化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上都坚持共同的基本原则。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重要思想成果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从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开始的,是从系统阐释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开始的。如果没有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其次,毛泽东思想中包含的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下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直接思想来源。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和继承了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留给我们的重要思想成果,又以改革开放新的实践为基础丰富和发展了这些重要思想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战略、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发展目的、依靠力量、领导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基本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的重大理论观点,系统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发展到一个崭新的更高的阶段。
(执笔:秦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