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 2009-10-26 光明日报
一
提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主要是基于这样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在总结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30年来所取得的骄人成绩的同时，我认为应该明确，总结过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把握现在、规划将来。而要正确把握现在、规划将来，“理论自觉”是一个不可回避的
问题。
第二，要把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自觉”的思想落实到社会学领域中来。社会学“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在社会学领域的贯彻，也是对文化自觉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第三，中国社会学界确实存在对自己的发展目标模糊、定位不清的情况，确实存在那种对外国理论照抄照搬、亦步亦趋、拔高甚至神化，还自以为站在社会学前沿的边陲思维，因而确实存在把自己从欧美强势社会学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同样离不开“理论自觉”。
那么，什么是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及其使命、目标呢？这种“理论自觉”的艰巨性、重要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根据费先生的论述，结合我国实际，在我看来，可以这样来表达：
第一，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指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的人对其所教学和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有“自知之明”，其含义也应该包括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中外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
第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也具有自己的双重使命，即一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二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对文化自觉或理论自觉来说，这两方面缺一不可。
第三，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同样也要把握两个自主，即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这两个自主所要求的自主性，对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来说，都是具有根本性质的。
第四，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艰巨性主要表现在它不能不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即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的过程。
第五，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重要性体现在它也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当前形势提出的急迫问题，只有遵循“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达到。这里“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费老所说的，既不是要“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也即既要避免对自己文化的国粹主义，也要避免虚无主义。同样，中国社会学既不能看轻自己，抬高他人；也不能反过来看高自己，看轻别人，特别不能只承认外国人的理论是理论，不认可中国人的理论也是理论。
由上可知,“理论自觉”是一个具有广泛内容的概念。既然如此，那么，“理论自觉”中首要的自觉是什么？这就不能不涉及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或者说，中国社会学把什么样的社会学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还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自觉到我们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是中国社会学界对自己的理论反思，也是对别人的理论反思的结果，是对自己所教学所研究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自知之明——这是“理论自觉”的主要内容，是“理论自觉”的首要自觉。
二
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目标和主要内容确定之后，需要着重讨论的便是实现“理论自觉”的途径。笔者试图结合实际，对几条主要的途径做一些简要探讨。
1、对“两类挑战”做出自己的理论概括
这里所说的“两类挑战”指世界性的“人类困境”和本土性的“六大挑战”。
世界性的“人类困境”主要指“当代到处存在的不稳定性”，也就是现代风险。“人类困境”有多种表现形式，例如新型疾病，恐怖威胁，全球性的文明认同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变暖引起的生态危机等等。今后还会出现人们尚难以想象的、形形色色的新“人类困境”。
本土性“六大挑战”主要指与中国社会建设、社会发展、社会转型紧密相联的特殊挑战：第一，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建立社会共同体的挑战；第二，在价值观开放多元的时代促进意义共同性的挑战；第三，在社会分化加剧的情势下落实公平正义的挑战；第四，在社会重心下移的情况下大力改善民生的挑战；第五，在发展主体总体布局上理顺三大部门关系的挑战；第六，在生态环境恶化情况下建设“两型社会”的挑战。这些挑战无疑是更经常、更具有基础意义的。
理论自觉的根本途径是立足现实。在当前要立足国内外的现实，就要直面影响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生活最大的上述世界性的“人类困境”和本土性“六大挑战”，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调查、研究、概括、总结，这样才会形成有新意、有原创意义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才能避免种种“无根”的理论，才能真正做到“理论自觉”。
2、对“传统资源”做出自己的理论开发
我国的传统学术资源源远流长，十分丰富。从社会学学科的角度出发，笔者把我国的传统学术资源分为前后相连的两大类：一类是中国社会学产生前的，属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范围；一类是中国社会学产生后的，属于中国社会学史的范围。因此，写好这两本史的教科书，把中国历史上不同于欧美的社会思想、社会学理论等理论内容真正开发出来，非常重要。我历来主张，我国社会学系的学生必须要学这两门史，否则，对自己国家这方面可资开发的宝贵资源都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一味学欧美的东西，就很难期待他有什么“理论自觉”。
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先秦的社会思想非常重要，其中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社会思想尤其重要；在中国社会学史上，我们的先辈社会思想家、社会学家们提出、创造了不少社会学理论，这些理论为社会学中国化做出了贡献，包含着不同于西方的理论成分，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对这些理论做出梳理，把其中包含的属于中国的理论内容开发出来，完成理论自觉的使命。
3、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
对“西方学说”做出理论借鉴，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要自觉学习、借鉴欧美强势社会学的精华和适用之处，使自己能够用世界的眼光，从整个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世界社会学不可缺少的一支，逐步培养和提高同国际社会学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并在改变学科和学术的话语权一直由西方垄断的局面方面做出中国社会学家自己的贡献。
在当前，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我认为主要要注意四点。
第一，对西方理论的普适性要有正确的理解。世界上没有纯粹的普适性或普遍性，只有与特殊性相联系的普适性或普遍性。西方理论是概括西方社会实际、适合西方社会产生的。因此，它同样是普适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一点是社会学需要本土化、中国化的理论根据，也是正确的理论借鉴的依据。任何把统一双方截然对立起来，一方坚持纯粹的普适性，一方坚持纯粹的特殊性，这样的争论，不会有任何积极的结果。
第二，要进一步强化社会学的本土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社会学尤其是美国社会学一直居于社会学世界格局的中心，成为强势社会学，垄断着世界社会学的学术圈，且具有文化霸权的倾向。要打破这种学术垄断和文化霸权状态，中国社会学界必须强化社会学的本土化，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或流派，提高在世界社会学界的地位，改变学术上对欧美社会学的依赖关系。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没有这样的思想解放，正确的理论借鉴不可能实现。
第三，对西方理论要有分析、识别的能力。例如对布洛维的“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需要做实事求是的分析、识别工作。
第四，要打破西方的“学术话语”垄断权，就要创造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概念、自己的术语。中国社会学需要越来越多像“差序格局”、“社会运行”这样由中国社会学家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
4、对“中国经验”做出自己的理论提升
全球独一无二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是中国社会上下结合、共同探索、互动创新的结果，其中三个层次的相互推进十分明显：既有中央“自上而下”的推进，又有基层“自下而上”的推动，还有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连接上下的促进。这三个层次，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价值重塑、共同创作、不断完善，融合成具有独特气派、独特风格、又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中国经验”。
在“自上而下”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性的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世，社会和谐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改善民生问题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公平正义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几个标志性里程牌。
在“自下而上”方面，随着中国社会重心日益下移，全国范围的社区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蓬勃开展。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调查和考察表明，中国城乡基层社会，通过制度创新，正在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我国微观制度的方方面面。
连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经验的，是各个“地方经验”。在对当今中国城市社会建设展开的实地考察中，我们先后领略了“武汉经验”、“广州经验”、“深圳经验”、“郑州经验”等，2008年又有幸与“杭州经验”相遇。
在三个层次中，中央经验是中国经验的核心、灵魂和指导。地方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经验”一个个亮点、一个个支点，共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历程的一个个轨迹点、成长点。中国社会学有义务对整个中国经验、对不同层次的中国经验进行调查研究，做出自己的符合实际的理论概括，以提升自己的理论品质、学术水平，在这一方面完成理论自觉的使命，使自己的理论成为与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复兴、中国人民生活品质提高密切相关，因而具有生命力的常青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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