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00cm威尼斯孙江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发表了《五四时期中日知识界的往还》一文。该文以1920年5月东京帝国大学学生早坂二郎被捕事件为切入口，将中国的“五四”与日本的“大正德谟克拉西”勾连起来，梳理了“五四事件”后中日知识界的往还及思想互动。

“五四事件”在日本掀起轩然大波。众声喧哗中，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大正德谟克拉西”旗手吉野作造与众不同，对中国学生抗议“侵略的日本”表示理解，提出“和平的日本”与中国国民“提携”的诉求。为此吉野写信给曾经的学生、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希望北大师生能来日本访问，增进两国师生之间的友谊。对于吉野的诉求，以往的研究皆从吉野“德谟克拉西”的立场予以阐释，文章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发现吉野旨在借助中国学生打倒军阀的力量，唤起日本学生起而革命，打倒日本的财阀和军阀。

对于吉野邀请北大师生访日的要求，李大钊积极回应，但如何实现此目标则一波三折。通过对已知书信的解读，文章发现二者之间的书信中还隐含了未知的书信，这揭示了李大钊对吉野及其所创“黎明会”一度产生怀疑的原因所在。为了消除李大钊的疑惑，吉野一面通过《晨报》驻东京记者渊泉（陈溥贤）在报刊上传话，另一面派遣其学生访问李大钊和总部设在上海的学生联合会，最后秘密访问北京大学——此事鲜为人知。

东京帝国大学新人会成员先后有六位访华，除早坂二郎外，其他五位是当时最激进的在校生或毕业生：冈上守道、佐野学、千叶雄次郎、平贞藏和宫崎龙介。佐野学和千叶雄次郎在华事迹不详，冈上守道、早坂二郎、平贞藏和宫崎龙介等四人除完成吉野托付的事情外，还很关心苏俄革命的动向，前三人经东北去过与苏俄对峙的日军占领下的海参崴。早坂二郎、平贞藏滞留上海期间，在上海日本人青年会上发表同情“五四”、支持苏俄的言论而被听众告发，结果二人回国后一直受到警察的暗中监视，这是早坂二郎被逮捕的源头。

1920年5月5日，在“五四事件”一周年之际，北大学生访日团一行五人抵达日本，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此行得到胡适、李大钊等人的慷慨援助。访日团从关东到关西，除拜访吉野，与新人会成员举办演讲会外，另一项重要工作是访问劳动者团体和河上肇等社会主义者。从访日团一行归国后编辑的刊物看，他们对日本思想界先进于中国感到非常吃惊。

然而，北大学生访日团与吉野所期待得到的“应答”并不和谐。一则因为倾向于苏俄革命的李大钊在思想上与固守民本主义的吉野业已分道扬镳。吉野唤起日本学生革命，除要打倒日本财阀和军阀外，还想阻止苏俄“过激思想”流入日本。吉野与李大钊除了往昔的情谊和表层的国民亲善外，彼此之间的往还不可能有实际成果。不和谐的“应答”还体现在作为新人会的精神领袖，吉野寄望“新人会”能够成为中日“提携”的载体；但新人会成员普遍偏向“过激思想”，向往苏俄的年长者麻生久对同学们的影响更大。《德谟克拉西》自创刊后因言辞激进而不断遭到警方的检阅和处分。

与日本学界普遍关注“大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一样，“五四”在中国是一个广被研究的课题。吉野作造的诉求反映了其自身“德谟克拉西”思想的困境。在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对立的时代，身为一国之国民，吉野即便可以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终究不可能抛弃日本国家立场。能够以“机械神”方式超越二者纠葛的不是吉野倡言的“德谟克拉西”，而是其所意欲阻止的“过激思想”。这次失败的中日知识界的互动预示着：德谟克拉西的黄昏业已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