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上刊发了我校社会学院成伯清教授的论文《当代情感体制的社会学探析》。文章指出，“情感转向”的发生，说明情感已经成为突出的问题和话题，而这无疑跟当代社会结构和交往模式的变动有关，社会学理应是分析和解释当今情感现象的恰当路径。成伯清教授的这篇论文，正是尝试着采用“情感体制”（emotional regime）的视角来解析当代情感现象。

所谓情感体制，是“一套规范的情感以及表达和灌输它们的正规仪式、实践和述情话语（emotives）,是任何稳定的政体必不可少的支撑”。也就是说，情感体制涉及一套得到肯定和赞许的情感，并依照一定的规则、通过一定的仪式来养成和强化相关情感。情感体制不仅贯彻在日常实践之中，也渗透在话语体系之中。述情话语既可以描述（像述事话语）也可以改变（像述行话语）世界，因为情感表达对于所激活的思想情感材料具有一种探索和自我改造的效应。

成伯清认为，在当代社会，表面上因个人权利的扩展，情感表达的自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对情感的管理也日益深入而全面。不过，情感规训和规划策略在当代条件下呈现出分化态势。当代社会不仅要求个人成为能干的生产者，还要求充任合格的消费者。也就是说，当代社会中的个体，既要恪守工作伦理，胜任工作，也要精通消费时尚，擅长享受。而普遍的个体化倾向，也让日趋孤独的个体，迫切需要通过各种社会交往——尤其是亲密关系或刻骨铭心的浪漫关系——来获得归属乃至救赎。除了上述的结构性背景之外，还有更为深层的思想意识方面的转变，从内在价值的丧失（个人品格的销蚀）到社会价值取向的演变（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娱乐系统”），特别是“体验社会”的来临，使个体存在的重心转向了对主观体验的关注，而这又使个体投身于产业化的情感满足方式。还有情感话语也发生了转变，情感中的宗教、道德乃至社会意涵，日益遭到剥离。更为关键的一点，随着疾速的社会变迁，个体在生存体验上的感受，越来越脱离自我认同的内核，依随情境而变，个体所体验到的多是离散和脱域的情感，亦即情感体验日益脱离稳定和确定的参照框架和社会结构背景。

内在的孤独和外在的诱惑，为操控个体情感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和动力。当然，围绕情感展开的部署和运作，并非随意散乱的，而是遵循着特定的规则和逻辑，契合于特定的宏观社会结构背景的要求，体现为特定的情感体制。成伯清聚焦于当代社会的生产、消费和交往三个领域，建构出三种情感体制的理想类型：在生产领域居于支配地位的是整饰体制，主导性的规范情感是友好亲切；在消费领域居于支配地位的是体验体制，主导性的规范情感是快乐愉悦；在交往领域居于支配地位的是表演体制，主导性的规范情感是爱。在文中，成伯清对三种体制的原则、运行机制及特性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既然情感体制在不同领域之间出现了分化，那么不同体制之间的关系如何？一方面，不同体制的原则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张力乃至对立，但另一方面，诸种情感体制之间也存在着交叉和交融。特别是三个领域三种体制交叉重叠的部分，行动者同时扮演了生产者、消费者和表演者，最能体现其神髓的，莫过于现今备受推崇的“酷”了。酷作为一种独特的情感风格，兼有几分坚毅（整饰）、几分陶醉（体验）与几分做作（表演），在自我检视和从容表演中，同时与自己的感受保持距离，还要好像非常享受这个过程。从“酷”中，我们可以一窥当代情感体制的综合效应。

情感体制作为一种体制，势必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约束性，以相应的方式倡导合乎规范的情感，排除与之不符的情感。事实上，与上述诸种体制所规范和强化的情感相反的情感，在当代情感话语中，都已成为应当予以抑制乃至彻底消除的情感。当代情感体制所鼓励的，是想方设法地寻求快乐，有计划地、系统性地制造快乐——而得不到快乐，一定程度上就是惩罚。当然，不同于以往等级森严、规则分明的情感控制，当代情感体制本身已经容纳了一定的反思性，既显示出弹性体制的特点，也不无自我解构的特性。

最后，成伯清指出，当代人重视情感同时又不堪情感之重负。无论是整饰的要求，还是表演的技巧，抑或是体验的能力，均非易事。“后真相政治”或“后事实政治”的盛行，就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情感向公共领域渗透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