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度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刊发了我校商学院吴福象教授和博士生段巍的论文《国际产能合作与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文章提出，重塑中国经济地理需要国际产能合作和负面清单管理双管齐下，实现资本流动的溢出效应与资本积累的增长效应在空间上的功能互补。通过再造以我为主的国际生产体系，强化中国在“一带一路”价值链中的龙头地位。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化解产能过剩危机及破解“胡焕庸线悖论”两道难以逾越的坎。一方面，中国长期以加工制造环节嵌入全球价值链，使得在“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经济增长缺乏内生动力，工业体系面临着低端化发展与产能过剩的困境。另一方面，过剩产能未能转化为实际福利惠及欠发达地区，“胡焕庸线”两侧产能不均衡布局构成了中国经济地理上难以破解的难题。因此，跨过这“两道坎”，是中国宏观经济战略的关键之所在。

事实上，产能过剩危机和“胡焕庸线悖论”主要源自于经济地理格局演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比如，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范畴中，尤其是在Krugman的C-P模型框架下，区域一体化会带来经济活动集聚化；而在考虑了区域承载能力约束之后，Helpman研究发现，区域一体化会使得经济地理格局呈现分散化特征。将Krugman和Helpman的理论观点进行融合之后可知，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持续推进，经济地理演化会呈现出先集聚而后分散的“钟状曲线”(Bell-Shaped Curve)路径。其中，Krugman关注的是“钟状曲线”右侧，Helpman关注的则是“钟状曲线”左侧。根据中国当前的内外环境，该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和新福利经济学双重视角，重点聚集于区域一体化水平较高、资源承载能力有限的“钟状曲线”左侧，从理论层面诠释了“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对重塑中国未来经济地理格局的影响。

该文理论分析发现：第一，高度一体化情境下，个体层面的产能最优布局与社会最优布局发生了错位，加重了经济地理格局与产能分布之间的不匹配，削弱了一体化的政策效果。第二，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化趋势正从“钟状曲线”右侧向“钟状曲线”左侧过渡，由区域一体化推动产业资本的跨境流动，带来的福利效应要远高于单纯的资本积累。第三，通过国际产能合作与资本创造部门的对外输出，不仅能提升部门效率，缓解本国产能过剩的负外部性，而且依托经济增长的分散力，反过来有助于本国经济地理演化，优化本国产能布局。同时，资本跨境流动带来的增长效应，也提高了本国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弱化了资本所有者的财富优势，缩小了两类消费者的福利差距。

基于理论分析结果，该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以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为契机，整合并再平衡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要素，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借助国企分类改革契机，同时利用好资本市场纽带，能够引导大型企业集团的合理布局产能。比如，以产业园区为载体输出产能，不仅能为东道国发展集聚经济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而且在优势领域推广中国的品牌和标准方面，能够塑造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生产体系，强化行业标准的共性技术，形成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谱系。第二，通过国内价值链、国内创新链的共生共荣及与全球价值链、全球创新链的有效对接，能够破解“胡焕庸线悖论”。重点是利用平台技术和整成技术，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制造业的产业公地，通过率先在高铁、核电领域塑造“W”型价值链，无缝对接东道国的价值链。依托定位于产业与物流贸易中心的城市群体系和中西部区域性中心城市，让城市群内部行政中心职能和市场中心职能各司其职，提高“胡焕庸线”左侧的中西部经济密度，塑造国家地理格局由T字型分布向H型分布的区域战略纵深。东部城市群集中发展创新部门，并通过负面清单管理等手段，真正担负起引起、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二传手角色，同时借助相应的区域性融资平台功能，提升资本运作效率，让产业资本能更多、更好地配置于具有巨大潜力的中西部及广阔的国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