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刊发了我校哲学宗教学系洪修平教授的文章：《殷周人文转向与儒学的宗教性》。该文利用20世纪以来不断发现的考古学新材料，并结合传世文献和近年来新出土的简帛文献，对殷周人文转向与儒学的宗教性做了新的解读和研究。文章共分四个部分：一、三代文明传统与殷周人文转向。二、儒家的起源与儒学的两重性。三、人文性与宗教性的历史维度。四、儒学宗教性的反思。

文章认为，儒家思想的渊源可追溯到上古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哲学与宗教文化观念的变迁之中，而其最直接的思想来源则是殷周之际伴随着人们思考的重心由天道转向人道而开始出现的人文思潮。殷周人文转向是由神本向人本的思想重心转移，而非向人文精神单向度的发展。这种人文转向既奠定了儒学乃至整个中国文明发展的基本精神、规范了其主要走向，也使中国宗教在发展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以人为本的人神关系。

儒学一方面深受上古三代以来的宗教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接续着殷周时期的人本转向，从而构成了其人文性与宗教性的两重性。儒学的宗教性既表现在对天道性命的思考中，也体现在对敬天祭祖的人神关系的关注中。儒学的这种两重性对中国社会接纳外来宗教和文化产生重要影响，既是大乘佛教在华成功传播的重要条件，也是基督教在华传播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儒家在上古三代以来宗教传统中生成的“人学”的宗教性，成为现代新儒家寻求理论突破的重要资源。

作者强调，殷周人文转向并不等于宗教性的完全消失，片面理解和过分强调人文转向的意义并不符合实际的历史情况。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殷周之变及神本向人本的转向对此后整个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从一个方面说，它为中华文化之“人学”特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孕育出以“仁爱”为本的儒家和以“自然”观照人生的道家，并据此接受了外来的大乘佛教而演化出强调“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中国禅宗乃至近代以来的“人间佛教”；从另一方面看，过分专注当下人生、强调“人定胜天”而缺乏对神圣的敬畏感，也常使现实中的人生缺少了终极的意义。

儒学的人文精神并不排斥其宗教性，只是前者清楚地显示出一条明线，而后者则时常隐而不显，从而造成了人们对其理解上的分歧。儒家对“天道性命”的思考与表达，同时蕴涵着对敬天祭祖的人神关系的重视及对天命鬼神的敬畏，并往往通过理性化的方式加以表达。以上两者的关系，是一体两面，相互依存，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思想体系中，又各有侧重和不同的表现。儒家延续并拓展的人文传统，以及在上古三代以来宗教传统的土壤中生成的“人学”的宗教性，也造成了儒学在历史上曲折而多向度的发展。

作者指出，关于儒学是否宗教的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争论或理论问题，而是有着很强的现实社会关怀。这个问题的提出，与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科学思潮传入中国有关，也与中国向何处走的关键时刻，人们对传统的反思有关。这在现代新儒学对儒学宗教性的思考中有充分的体现。在探讨儒学宗教性时，超越对天道性命的单向强调，同时关注其在敬天祭祖和人神关系问题上体现出的宗教性，也许能更加全面地回归儒学自身的特质，并使之真正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