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刊出了我校文学院张伯伟教授的文章《书籍环流与东亚诗学——以< 清脾录>为例》。本文所说的“书籍环流”，一方面吸收了欧美书籍史研究的理念，试图采用社会史、文化史等方法，探讨书籍在人类沟通和文化转移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试图根据东亚汉籍的实际情况，对其理念予以调整或纠正，重点考察书籍在传播中的多向循环，书籍内容的阅读、接受并反应的互动，以及由此引发的观念和文化立场的变迁。文章以《清脾录》为个案，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初步的回答。其基本方法立足于两点：一是书籍的“环流”，这属于书籍史的范围；一是诗学的变迁，这属于文学史的范围。而从书籍的“环流”来探讨诗学的变迁，便是将这两者加以结合。

《清脾录》是朝鲜时代后期李德懋（1741—1793）撰写的一部诗话著作，传世者有不同地域、不同版本。该书在完成后六十年中，先从朝鲜被带到中国，经刊刻后，既在中国流行，其抄本也在朝鲜传播。其后，刻本又被朝鲜使团成员购回，还从中国传入日本，形成了一个有意味的“环流”。在这一过程中，书中的信息饱受加减损益。《清脾录》的原稿本不同于李调元的刻本；《函海》大字本（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不同于《续函海》小字本；中国刻本不同于朝鲜抄本。这些差异，并非仅仅是常见的书籍在刊刻传写过程中的讹误，更是因为刊刻者、抄写者以及阅读者有意识的改动或强调，不同的改动者或强调者还有各自的动机，这些背后的意识和动机尤其值得我们详加探讨。《清脾录》在东亚三国之间流传，同时也被三国文人阅读。饶有意味的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三种不同的读法，读出的也是三种不同的意味。李调元从《清脾录》中读出了虚荣，也从书中受到了刺激，从而影响了《雨村诗话》的写作。其它中国文士从中读到了东国的佳作，由此更加关注朝鲜文坛的动向。在汉文学的世界观中，就逐步形成了一个观念的变化——注重东亚视野。朝鲜人则从《清脾录》中读出了荣耀。一方面因为受到中国文人的高度肯定和关注，另一方面，“东人著述为华士所刻”，更是“旷世希觏”的美谈。以至于他们在自己的著述中，即便使用的是朝鲜抄本，也要刻意作一“伪注”云：“出雨村李调元《函海》。”这也许可以视作另外一种“虚荣”的反映吧。而日本人读《清脾录》，读出的却是一种自大和骄傲。在这三种不同读法的背后，更是蕴涵着东亚三国内部的文化变迁和势力消长，其意味值得深长思之。

“环流”在阅读环节是一个非常重要、难度较大同时又研究不足的方面，因此，这也是本文特别用力之处。为了将书籍史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相结合，抓住阅读环节作深入分析更显得尤为必要。需要指出的是，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有关阅读的研究中，过于关注了直接阅读，却忽视了间接阅读。而在作者看来，间接阅读或者误读误传，其产生的影响有时大于甚至远远大于直接阅读。由于汉文献的极其庞大的存在，关于如何阅读以及读后反响的资料尽管分散，却并不稀见，因此，东亚学者非常幸运地有可能对书籍“环流”中的阅读作出更有成效的研究。

费希尔（Steven Roger Fischer）曾在本世纪初满腔热情地断言：“东亚昔日的‘拉丁文’，作为世界上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文化载体，必将在未来的许多世纪一如既往地影响和引领东亚文化。”东亚汉籍是一座无比丰富的宝库，深入于这一宝库之中，不仅能够而且应该对于今日世界的学术研究，不管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作出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