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刊出了我校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吴福象教授和研究生蔡悦的文章《中国产业布局调整的福利经济学分析》。该文研究认为，当前中国产业空间布局存在着东部产业过度集聚而中西部工业结构趋于瓦解的困境。基于差异化劳动力区际流动视角，文章构建了一个二次子效用的拟线性偏好效用函数的模型框架，从个体福利和区域福利两个维度，对造成中国产业空间布局不平衡的原因进行了模型推演和数值模拟。

该文研究发现，在长期状态下产业空间布局对差异化劳动力的组合比例具有一定的阈值限制，中国产业空间布局的困境，源自市场最优的集聚与社会最优的集聚发生了偏离，源自东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之间二传手功能的缺失。现阶段由于市场最优的集聚总是高于社会最优的集聚，客观上决定了我国产业空间分布不平衡现象在长期内还将持续。核心地区高端产业集聚的可持续，需要有外围地区技能型劳动力的持续供给来维持，同时需要有与之相应的社会最优和市场最优相匹配的福利补偿机制作保障。

该文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无论是国内市场导向的产业，还是国际市场导向的产业均主要密集地分布在东部沿海一带这一现象出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国东部沿海的产业发展主要是借助于中西部大量的移民潮来实现的。中西部技能相对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涌入东部沿海地区，一方面使得中西部地区出现了我国现阶段特有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农村的现象；另一方面导致东部沿海地区在繁荣的背后，长期聚集着大量过剩的劳动技能相对较低的外来务工群体。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一方面可能与中国特定的地形、地貌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东部沿海地区的都市欢宴效应的强大吸引有关。目前，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人口和产业的过度集聚，不仅承载着资源和环境的巨大压力，也不利于中国应对动荡的西太平洋周边形势的变化。

该文研究的启示意义在于，第一，为了从根本上缓解我国产业空间布局的不平衡困境和中西部劳动力长期外流的地区留守现象，迫切需要实现由单一的地区转移支付战略向产业转移和产业再平衡的战略转变。第二，在开放条件下区域公平的内涵和标准是动态变化的，对应的福利补偿手段也应当因地制宜。核心地区的利益集团往往掌握了谈判的强势话语权和投票的决策权，他们既然不指望能获取更多的区际转移支付，自然就不愿意承担更多的补偿义务。因此，简单的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无助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西方标准的福利经济学理论普遍认为，市场条件下的区际福利补偿手段，最有效的办法是转移支付。但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讲，这样做的条件显然不具备。相反，与潜在的转移支付的区际福利补偿手段相比，基于功利主义原则的全局福利分析的平衡区域产业区位的福利补偿手段，则可能是实现中国全社会最优的福利补偿的有效替代手段。为此，作为经济规划者的中央政府，需要科学地平衡产业区位，通过产业转移、产业干预和产业扶持等手段，有意识地将新增产业和项目规划在外围地区。在地区对口支援和帮扶行动计划中，针对外围地区技能型劳动力被核心地区长期虹吸的现象，需要强化制度约束，以堵塞产业、资本和劳动力非正常回流核心地区的暗道。第三，地区产业空间布局困境的突破，不仅要有开阔的视野，而且要力求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实现合理的平衡与取舍。一是基于经济系统的开放性，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以廉价能源和要素补贴方式，维持代工企业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传统做法；二是要从根本上扭转产业空间布局因市场最优与社会最优偏差带来的福利不公平，通过强化普通劳动力人才化的战略投入，提高人才与产业的空间匹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