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学人》2008年第11期  罗静

    梁琦，经济学博士、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经济》等刊物审稿专家，曾赴英国埃克斯特大学学习。发表论文百余篇，独立出版专著、教材5部。连续两届荣获中国国际经贸领域最高学术研究奖——第十二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优秀著作二等奖第一名(一等奖空缺)和第十三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优秀论文二等奖第一名(一等奖空缺)。其教材连续两届被国家教育部遴选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教材”和“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论文入选 “2006年中国十大学术热点”。

　　当16岁的梁琦在家乡那片简易的舞台上以优美的跳、旋、展、转、绷的形体动作演绎着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悲欢离合时，她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在经济学这个广阔的舞台上翩翩起舞，并在这个世界里舞出了炫目的别样风景！

　　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

　　在上大学之前，梁琦是家乡县城的一名舞蹈演员。在来37000cm威尼斯(以下简称我院)之前，她是中南工学院的教师。在搞经济学之前，她是一名数学讲师。在她的人生道路上有很多次转型，最近的一次则是10年之前。

　　1998年，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在37000cm威尼斯商学院院长的推荐下，梁琦赴英国进修，从而开始了与西方经济学的零距离接触。

　　英国埃克斯特大学的经济专业是全英国的“五星级”，正是在那里，刚跨入经济学大门的梁琦如同来到一个辽阔广袤的世界，浩瀚的资料、纷繁的理论，让她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营养。那年在埃克斯特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的还有一位来自中科院的物理学家，一位当时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给了我很多帮助，教我如何查找研究资料，如何利用数据库，如何与国外学者进行学术合作，以及看哪个电视频道好练听力，做什么样的三明治去泡一天图书馆，样样都教我。”梁琦说：“更重要的是，从他那里你可以感受一种科学精神，使我也不由自主地跟着他的生活节奏，周末以外的每一天都是在紧张读书。”

　　充实的读书生活和便捷的学习条件让梁琦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乐，正是在英国，梁琦开始接触西方经济学，她发现经济学是一方很有意思的天地。

　　“那时，我最幸运的是遇到了一位好的导师，一个对中国特别友善的英国教授。”梁琦的导师菲利普斯是英国著名的数量经济学教授，对中国很有感情。他曾经多次来到中国讲学，和我院商学院建立了良好的友谊。菲利普斯教授经常邀请梁琦到家中参加Party，帮助她训练听力。每当系里举办活动，菲利普斯教授总会专程来接梁琦一起去，让她在与外国同学交往的过程中提高听说能力。梁琦的每一点进步，都能从导师那里得到肯定和鼓励。“对我来说，直接在国外开始学习西方经济学，少走了很多弯路，节省了很多时间，是一条捷径。”

　　出国以前，梁琦是运筹学和统计学教师，写文章都是性情所致。当年，她和同事们一路快乐地游览三峡、尽情享受了大自然的美景后生出无限感慨，回来即写就两篇论环境消费和生态旅游消费的文章，在《消费经济》上发表后仍有意犹未尽之感，便再接再厉，又写了一组《论绿色消费与观念更新》、《从生态经济看人类的食物消费——兼论我国生态消费观》、《构建生态消费经济观——兼评我国适度消费理论》的文章，陆续在《经济学家》等刊物发表，她那些“天人合一”的消费观在消费经济领域至今常被引用。1998年的一天，在观看完电影《泰坦尼克号》后的几天时间里，她被男女主人公凄美而真挚的爱情所感动，一气呵成一篇6000余字的文稿，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或许文学家艺术家从泰坦尼克号看到的是爱情的唯美，而经济学家从中看到的是学习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快，文章以《泰坦尼克号的经济学意义》为题发表。

　　就是这么一位写文章完全是从性情出发的人，回国后写了一篇关于内生经济增长的文章后，便转头搞起了“国际结算”，但这一次却不是性情所至，而是工作需要。当时，系里因为教这门课的老师调走而无人接手。初听到“国际结算”她莫名其妙，对它的全部了解仅限于“结算”，这既与梁琦原来的专业数学无关，也与她在英国学到的经济学无关。一位女同事当时好心地劝她：“俗话说女人40不学艺，你还从头去学？”她却只是简单地想：“读书人反正是读书，读啥不是读？”就这样，在国际结算研究的20年史料库里，她潜心攻读，几乎将所有可能找到的相关报刊文献全部读完。她一边学习一边思考，一边研究一边教书，终于撰写出一本后来连续两届被国家教育部评为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和“十一五”国家级教材的《国际结算》。

　　真正第一次让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广泛知道梁琦的名字，是在她与杨小凯教授讨论的文章发表之后。杨小凯教授的一生堪称传奇，后来成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是最著名的华裔经济学家之一。她与杨小凯教授关于传统4大贸易定理的讨论文章同时在《经济学》上发表后，当年也同时被每年选择10余篇文章入编的《中国经济学》转载，主编在“前言”中写道：“这组争论文章表明，杨小凯所建构的理论，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中国，在2002年的时候，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此后，每次到北京、上海去开会，经常会有人走过来惊讶地告知“我们还以为‘梁琦’是位老先生呢”，“我们以为‘梁琦’是个男的呢”。

　　两年后的一天，梁琦惊闻杨小凯教授英年早逝，非常难过，至今，每每在网上看到杨小凯教授写的那篇“对梁琦批评的回应”，她都会感慨万分。
      深入经济学领域“淘金”

　　如果说出国学习让梁琦彻底完成了从数学到经济学的转型，那么攻读博士学位则使她确立了研究方向，并让梁琦成为勇立潮头、跟踪国际前沿的开拓者，成为较早将空间经济学引入中国并与中国现实相融合的佼佼者。有人总结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研究有过两次浪潮：第一次是西方经济学，第二次是制度经济学，而空间经济学将成为第三次浪潮。

　　梁琦接触“空间经济学”是从她的博士论文选题开始的。论文前的开题报告一度让梁琦一筹莫展。那几个月里，平时忙于教学、上课的梁琦一到双休日就去书店逛，为的是寻找灵感。学国际经济学的她对于国际经济学大家的新论自然格外关注，保罗·克鲁格曼的两本小册子《地理与贸易》和《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让她眼前一亮。再读到甘道尔夫的教材《国际经济学》时，她几乎兴奋起来。在她看来，一本优秀教材不仅要求全面性和系统性，还要求新颖性，对成熟的知识要全面系统地介绍，对新的知识要尽可能地介绍。而在这本教材中，“增补”的一章“全球化与经济地理学”却只有薄薄的两页，完全不像其它章节写的那样成熟和饱满。梁琦立刻敏感地意识到：这一定是一个新的方向，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她顿时豁然开朗，决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从产业与地理的角度去研究国际经济贸易。从2002年6月1日开题起，梁琦或精读或泛读地看完100多篇英文文献，并用半年时间完成博士论文《产业集聚论》，获准提前毕业。在那半年间，梁琦“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就连原本让人称羡的好眼睛也不得不配上了一副近视眼镜。

　　梁琦特别提到对导师刘厚俊教授的感激之情。当年，国内还没有“空间经济”一说，导师却对她的选题充分肯定并大力支持。最初她整理了一篇《空间经济学的渊源与发展》向某刊物投稿，结果被拒，梁琦有些沮丧，导师立即给予鼓励，并举例说：“当年奥林的博士论文好长时间得不到承认，7年后才得以出版，可是后来，他正因为这部博士论文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后，她决定不再为发文章而发文章，而是潜心做自己的研究。

　　梁琦的敏锐与创新为她迎来了一片光明的空间：学术专著《产业集聚论》自200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来连续印刷3次，发行量超万册，出版后两年就被引用数百次，是该领域引用最多的书目之一；她也连续两届获得中国国际经贸领域最高学术研究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不论是著作奖还是论文奖，两次都是排名第一；经济学大门类下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她的论文是2006年经济学惟一的一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经济学大门类只有一篇，这也是惟一的一次。

　　梁琦的《产业集聚论》一上书架，立即引起圈内人士的注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闻洁工作室此时正在为一本大作寻找合适的翻译而焦头烂额，遍寻中国也找不到合适的译者，只因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又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数学内容。而这时离向国外出版社购买的版权期限只剩半年多时间了。当有人说起我院教授最近写了一本新书，闻洁女士辗转找到梁琦，细细诉说寻找译者的种种艰难和曲折，再三恳请她帮忙。于是，她盛情难却、万难推辞地应允下来。这本书就是世界上第一本以《空间经济学》命名、由世界享有盛名的主流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等人写作的名著。

　　对于中国的博士生来说，读懂此书有一定的难度。为此，梁琦专门写了2万多字的“译者序”做了通俗易懂的简介，为的是让读者不要一翻书就被一大堆数学公式吓倒。她不仅仅是翻译原文，而且对原版中的每个错误都仔细挑出，重新计算，一一纠正。让梁琦感到欣慰的是，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位读者对她的《空间经济学》的翻译表示过不满，而她对于“空间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也让她声名远播。

　　2006年7月，《光明日报》理论周刊以醒目标题并加以编者按，隆重推出梁琦的文章《空间经济学：多学科的融合与创新》。2007年1月，该文入选2006年“中国十大学术热点”。

　　2008年10月13日晚，梁琦接到来自全国各地同行朋友的手机短信，在第一时间向她通告一个好消息：克鲁格曼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二天，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秘书长、《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主任特邀她著文介绍克鲁格曼的工作。

    多才多艺的美女教授

　　当年填写高考志愿时，梁琦各科成绩都好且有文艺功底，有很多的选择，最终之所以选择数学完全是父母之命。当年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数理化又学哪个好呢？当时的她只有个简单的想法：“既然数学排在最前面，那就学数学吧。”遵从母亲不让走远的指令，而省会长沙当时没有综合性大学，梁琦最终填报了湖南师范学院数学系。1978年2月，那个在家乡跳“白毛女”的小姑娘，进省城上大学去了。多少年后，还有人感叹：“这么优雅的女子，学数学实在太可惜了！”其实，当年梁琦的数学学得很好，全年级分快、中、慢三个层次，她在快班，成绩名列前茅。学士学位论文独立发表于《湖南数学年刊》(1983年第1期)。毕业时，时任湖南数学学会理事长的李盛华教授指名让她留校当助教。她非常感谢母校数学系当年对她的培养，因为她在母校打下的数学基础对她后来的经济学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2006年，她为商学院“经济学研究方法讨论班”做讲座，内容正是《经济学应当向数学学什么？》，后来这篇文章被《新华文摘》(2007年第3期)全文转载。

　　梁琦把她的所有荣誉归功于她的父亲。对她而言，父亲是她人生和学术道路上的领航人。父爱如山，刻骨铭心。父亲以读书人特有的沉静和严谨，热爱生活、热爱家乡的人格影响了梁琦。

　　2005年，对于梁琦来说，是一个永远伤感的年份，就是在这一年，她至亲至爱的父亲，永远离开了她! 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她每天都沉浸在思念父亲的感伤之中。梁琦在中国经济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刊物《经济学季刊》(2005)第4卷第4期上发表了父亲离她而去之后的第一篇文章——《空间经济学：过去、现在和未来》，怀着“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伤，她在文章后面附了一段记念父亲的文字。刊物主编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姚洋教授被她的拳拳孝心深深打动，破例同意将这600多字附在论文后面刊出，这在正式的学术刊物和学术文章中并不多见。

　　笔者眼前的梁琦教授端庄优雅，得体的服饰令她看起来依旧光彩照人。在圈内，她一直有着“美女教授”的雅号，而“才女”之誉伴随她整个生涯。梁琦笑着说，母亲能歌善舞，又是业余运动员，她的大学体育老师就是歌唱家李谷一的母亲。在文艺方面她深受母亲的影响，继承了母亲的一些禀赋。梁琦戏言：“这一方面的基因好像也遗传给了自己的女儿，自己一生最大的成功就是养育了一个美丽聪慧、健康开朗、积极向上的女儿。”在她看来，陪伴女儿翩翩成长的日子是最轻松愉快的时光。女儿小时候去少年宫跳舞，她就在旁边的成人芭蕾班学舞；女儿学钢琴，她也有一把价值3000元的二胡；女儿学画画，她倒先学起素描；女儿常要去公园玩，她便研读摄影书以当好摄影师，获核工业部摄影三等奖的作品正是给女儿拍的“童趣”；女儿要参加作文比赛，她就在《扬子晚报》发表几篇散文作为示范。女儿在南京外国语学校是班上的尖子生，有一次陪同学参加《小小生命树》(“五个一工程”获奖剧)电视剧演员的挑选，结果导演却选中了她。在英国华威大学读书时，女儿每年都在留学生文艺会演中一展中国留学生的风采。

　　2007年，梁琦回母校湖南师范大学参加77级入学30周年纪念活动，当年教过她的老师们还能一下叫出她的名字，而老同学们更是对她当年为数学系争光的“先进事迹”如数家珍：代表学校参加全省大学生文艺汇演时，她的舞姿令外系学生对数学系刮目相看；作为排球队主力队员，获得全校女子排球冠军；在全校黑板报的比赛中，她主编的黑板报巧妙地用阿拉伯数字1到10分为10个板块，形象地表现了数学系的风格，从而战胜众多文科系而夺得全校第一名；数学系写文章参加全校活动，经常都是她主笔。老同学们戏言，他们心目中那个漂亮活泼的女同学在许多年以后似乎应该是一个富贵太太的形象，而不是如今学界“名人”形象。梁琦却笑着回答：“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我和孔子都是9月28日同一天生日。这大概注定我这一辈子与做教师、做学问有缘。”

　　梁琦曾为我院国际贸易系2004级学生题词“幸福不在于成功与否，而在于是否心中充满爱”。正是这份爱，让梁琦又多了份使命感：“当我们的创造力现在越来越薄弱时，把知识传播给莘莘学子，正是尽我们的能力为这个社会多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