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晨报 2008.11.26 A11版 王勇 王婷

　　1977年9月的一天，我院校门口的小邮局。一封沉甸甸的挂号信在主人复杂的心情下递进柜台。几天之后，当这封信静静地躺在《光明日报》编辑王强华的桌上等待拆封时，没有人意识到它将给走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信是当时的我院哲学系讲师胡福明寄出的，里面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稿。正是这篇前后共修改了几次的稿子，犹如一支投枪，投向当时万马齐喑的中国思想界，开启了中国解放思想的新风潮。

　　被“两个凡是”逼出来的真理

　　这篇稿子最初的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时隔30年，胡福明坦率地评价，“其实这个常识性的观点并没有新意，在当时的哲学教科书上也可以找到，我只是写了出来。”但在那个鼓吹“两个凡是”的年代，它的出世起到了石破天惊的效果！

　　1977年的春天，揭批“四人帮”的热潮突然冷落下去。批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也不让写了；为天安门“四五革命运动”平反的呼声也被压了下去。“两个凡是”像一片乌云，久久不能散去。看到这些，我院哲学系的年轻助教胡福明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过去的一切浮现脑海。文革期间，我院校长匡亚明被打倒，胡福明因为在会议上讲了一句“我院的匡亚明，不是北大的陆平”被打成“匡亚明黑帮分子”。由于家庭出身好，他被算作“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重新起用，但那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还沉甸甸地压在头上。

　　“粉碎‘四人帮’后，我以为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没想到……”回忆当年写稿的动机，胡福明说，“不批‘两个凡是’，中国的前途就将是一片黑暗。”

　　虽然下定决心要写，胡福明心里还是犹豫了一段时间。为了避免风险，胡福明也想了一点办法：不能正面地、公开地说“两个凡是”错了，必须绕一个弯子，找一个替身。

　　那么用什么来批呢？胡福明决定以正面立论为基础，脱出大批判的窠臼。经过半年左右的思考，他选择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马克思的基本原理，选择它作为理论武器，别人不容易抓到把柄。”

　　我院门口邮局寄出这封信

　　年过七旬的胡福明对当年投递这篇稿子的场景仍记忆深刻。“就是在我院校门口的一个小邮局。我寄的是挂号信，就怕把它弄丢了。”胡福明说，这篇稿子写了近半年，抄都抄了好几稿了，字字包含心血。寄出信的那一刹那，他用了“义无反顾”来形容当时的心情：“既然跨出这一步，那就跨出去吧。”

　　信是寄给《光明日报》编辑王强华的。王强华回忆，看到文章后，他觉得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作一定修改是大有刊用的价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前后共修改九次，其间有王强华、杨西光、马沛文、孙长江等多人的讨论修改，文章的题目也由原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改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5月11日，文章正式发表在《光明日报》头版。胡福明清楚地记得，那天早晨起来，听到广播里播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新闻，当时的心情只有一种：很高兴，很兴奋！最坏打算是“坐牢”

　　这篇稿子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胡福明想过千遍万遍。而最坏的打算就是“坐牢”。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系的黎克明清楚地记得和胡福明的一段对话。修改稿子时，胡福明正在北京开会，与黎同住一间房。有一天，胡福明突然对黎克明说：“现在看来问题大了，听说这篇文章有很大争论。你在北京熟人多，帮我打听打听。”黎克明是中央党校出来的，《人民日报》又比较熟，就跑去这两家打听。回来后告诉胡福明：“你的事惊动了中央最高层。胡耀邦同华国锋就这个问题争论得很厉害。”胡福明说：“看来这次有风险啊。算了，就拼一拼吧。”黎克明说：“弄不好要坐牢的。”胡福明回了句：“如果坐牢了，你就来看看我。”

　　令胡福明欢欣鼓舞的是，文章发表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如今，退休在家的胡福明还经常到北京西路的办公室读文件、看报纸、写文章。

    ［人物点评］

　　不经意间，一个思想者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作为第一个发出呐喊的人，胡福明的呼声既顺应了当时的高层政治情势，又传递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理性。我们也许不应该称他作英雄，因为，那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及由此带来的深刻影响，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但作为一个清醒地思考国家命运的个人，胡福明值得我们由衷尊敬。每到改革开放的纪念时刻，总会有很多媒体邀请胡福明讲述过去的故事。今天的中国，依然需要不断地重温历史的先声。通讯员王勇　王婷　记者王晶卉

　　［人物档案］

　　胡福明，1935年生，江苏无锡人。1962年起任教我院政治系。1982年，调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历任江苏省委党校校长、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江苏省委常委等职。1995年起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稿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