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典籍中重要的“名”，随附于象形的“文”或“字”。汉字的“形”本身就有丰富的意义，加之数千年来随附的历史信息庞杂繁驳，一个汉字的解读，历代均有异说。追问汉字的原意，也就成为一门专业学问。

对于这些“名/观念字”的解释，古代典籍的研究者大抵有两条路径。其一是侧重于形、音、义的考据，认为必先明训诂才能后明义理的汉学“训诂”派。最早将“名”与“文字”概念对应起来的是东汉郑玄，《周礼·春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郑玄注引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书之文字，得能读之。”此解反映出在东汉时期，“名”与“字”已经分化，不加提醒的话，一般读者很难将两类概念联系到一起。而且，从《礼记·聘礼》“若有故，则卒聘。束帛加书将命”，郑玄注为“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来看，此处“名”确指书写的文字，而非言语的语词。此外，《论语·子路》：“子曰：‘必也正名乎！’”郑玄注云：“正名，谓正书字也。”这里，郑玄确定无疑地将先秦“正名”解释为“正字”。清代乾嘉学派重文字训诂，多操持“正名”即“正文字”的观念。清儒钱大昕在与他人论及“正名”究竟为何时，明确提出：“名即文也。”臧琳也认为正名当从郑玄之义：“正名为正书字。”

其二是侧重于义理的演绎，认为义理乃训诂之源，抽象观念是心性之学核心的宋学“义理”派。自宋学诞生以来，两派出门入户，势如水火。清人重小学，因而有“先明训诂而后明义理”之说，而近代学者则有“义理明而后训诂明”之论。实际上，“训诂”所追求的字词“本义”，并非恒定不变的概念：有时横向展示同时代不同学派对于同一个字词的理解；有时则纵向研究历代经典对于一字一词的不同解释。如段玉裁所言：“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为古则汉为今，汉魏晋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圣人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

段玉裁谓“古”和“今”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所谓的“训诂”不过是制定了进行考据的规矩，却没有试图为“义理”划定边界。明末顾炎武一边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另一边又说“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这意味着在顾氏那里，知识（学）和道德（耻）只能说具有关联性，无法分出谁主谁次。清人惠栋则曰：“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意思是说具有权威性的经籍知识方面应遵从汉儒的阐释，而道德准则方面则应该效法宋儒之说。知识（学）与德（义理）在惠氏这里泾渭分明，这又是一种态度。戴震则认为“贤人圣人之理”，“存乎典章制度者”，这实际上操持的是知识（学）与德（义理）同源的观点。也就是说，明清学人对于“义理”并没有所谓标准答案，形成共识的只有进行训诂的考据方法。

澳大利亚汉学家梅约翰（John Makeham）在《中国古代的名与实》（1994）一书中对郑玄之说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孔子并非从文字角度对于“名”进行使用和把握，“古曰名，今曰字”的说法是汉代经学发展的结果。日本学者中谷肇在《声名帝国：中世纪早期中国的文字与声音》（2006）一文中认为，“对于汉代经学家和辞书编撰者而言，‘名’即书面文字”，这似乎与梅氏观点相吻合。但中谷提出需要注意先秦和汉末的语境差异：就中古时代早期（汉末三国魏晋）而言，“名/ming”和“声名/fame”的关系，就如同“题跋”与“画作”一样，是合二为一、不可分割的，这与春秋战国时代语境下的“名”形成了反差——就《论语》写作的时代以及后续的战国时代而言，所谓的“正名”其实是“正词（字）/correct word”，而这种“正字”又和“万物”及其“类/范畴”的新兴宇宙论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新兴的观念体系下，正确地使用术语或字词就是遵循宇宙的分类结构，了解并遵循其组织和转换模式。也就是说，“正名”为即将到来的以君主为核心的帝国秩序奠定了规范性的理念模型，而这是通过对词（字）和类（范畴）的协调（正）来实现的。当大一统的帝国秩序已经成型，后汉时代将“正”的目标转向了“声名”而已。

孟琢在考察正名思想与训诂学的历史关系时，提出“名”以声音为形式，用以区分表达客观事物，指的是语言；与此同时，“名”亦指文字。也就是说，古人对“字”的界定并不区分语言、文字，正名涵盖了汉语汉字的整体。张岱年也曾指出：“在中国古代哲学著作中，与今所谓概念、范畴相当的是‘名’和‘字’。”按照郑吉雄等人的观点，古代所谓“名”，后世思想家或称之为“字”，其中之意蕴为“字义”；古代典籍中的“字”具有“多义性”，不同的“名和字”本身就具有“多层意义”或称之为“意义群”。这些学者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在汉字演变的历史长河中，一个字词所指称之“名”与“实”，与造字时初始义相较而言，往往因时因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构成郑吉雄所谓的“意义群”，这是一词多义现象的根源。在柏拉图《对话录·克拉底鲁篇》中，克拉底鲁（Cratylus）虽然认为语词源于本质，但他也承认一些语词的最初形式会在历史演进中发生变化，这就是一些语词意义难辨的根源。15世纪意大利学者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也说：“当词源（考据）出现偏差，定义也将随之出现歧义。”

汉字具有形态、音韵和意义统一的特征，这与西方表音文字形成了质的不同。表音文字有“音、义”之统一，而字母或单词本身没有范畴标记或视觉的“形”之说。西方语境下单词所属范畴，需要通过谓述以语句形式呈现；表音文字本身也不蕴含视觉的“象形”要素。漫长而连绵的中国历史，造成汉字的书写方式与意义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发展，不断地蜕变与迭代，一个字的写法、用法与其造字之初的初形、初义相比较，完全可能面目全非。这实际上也造成随附于物质性书写之“文字”的观念性指称之“名”产生了歧变。张岱年认为中国古代哲学范畴（按照张先生的观点即概念之“名”和范畴之“字”）具有历史性（过程性）、学派性（对立统一性）和融贯性（综合性），即每个“名/观念字/概念/范畴”都是过程性的“多”而非固定不变的“一”。

也就是说，对于先秦“名/字”的追问，训诂与义理大可齐头并进，而无厚此薄彼之理。考据方法（训诂）不能完全解决哲学问题。同理，哲学的方法（义理）也不能完全解决考据问题，两者其实可互为表里。对于一些学者眼中民国以来“名辩学”研究的“削足适履”问题，其实可以通过考究古代中国对“名”的实际使用，在历史沿革和语言学层面进行细致的考据、梳理和分类，从而真正还原古代中国“名”概念的语用，然后通过古人从“实”至“名”的指称性语言学和逻辑进路，进而寻找出从“名”至“实”的政治和伦理的实践进路。

（作者系37000cm威尼斯哲学系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