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是晚清风流人物中的佼佼者。严复（1854—1921），字几道，福建侯官人。他率先译介西方诸多奠基性的社会科学经典著作，尤以《天演论》广为人知。严复以“翻译+按语”的方式在重新整理中西方思想，如在严译《天演论》中，具有解释、比较和总结意义的按语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也许更应将严复称为“以译载道”的思想家。

严复是中国社会学史上首开风气、学贯中西的社会学家。他首先将sociology翻译成“群学”，并在《群学肄言》的译序中写道：“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群学者，将以明治乱盛衰之由，而于三生之事（正德、利用、厚生）操其本耳。”严复对“群学”下了一个高屋建瓴的定义，包含了对社会学成为一门重要基础学科的期待。

严复出生于福州儒医世家，幼入私塾，地方宿儒黄少岩为其开蒙。1866年，严复以第一名成绩考入马尾船政学堂学习驾船技术。他在船政学堂学习了五年，又作为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赴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严复的英文功底非常好，这为其翻译事业打下基础。甲午战败后，严复直言“四千余年之文物声名行将扫地而尽”，愤而翻译《天演论》，希望警醒国人。《天演论》刊行后反响极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深入人心。民国作家曹聚仁曾回忆说：“我读过的回忆录，总在五百种以上，他们很少不受赫胥黎《天演论》的影响，那是严氏的译介本。”

严复早年积极译介西学，并以道自任。1899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彼中尽有数部要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为此者。纵令勉强而为，亦未必能得其精义也。”继《天演论》之后，他陆续翻译了《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名学浅说》《法意》等西学“要书”。此外，严复积极投身政治，主张变法图强。1895年，严复连发五篇雄文，《论事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以阐述变法救亡主张。1897年，严复与夏曾佑、王修植等人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希望“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1898年1月，严复在《国闻报》发表《拟上皇帝书》，提出治标之策如理财、经武、择交、善邻等和治本之策如立政、养才、风俗、人心等，不久获光绪帝召见。光绪帝变法失利后，严复受到牵连，转而以翻译为业。

从严复早年的学术与政治活动来看，他是一个推崇西学的人。但如果观察其晚年活动，又会看到一个渐趋保守、回归中学的形象。1912年2月，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他力行改革，将经、文两科合并成国学科，“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1913年6月，严复与梁启超等200余人发起组织孔教公会，提倡读经。1917年严复在一封信中写道：“鄙人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八九殆与南海（康有为）相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另一信又曰：“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陶炼而已。”1921年10月，严复病深写遗嘱，内云：“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是月27日病逝。严复晚年曾说：“渠（辜鸿铭）生平极恨西学，以为专言功利，致人类涂炭。鄙意深以为然。”还说：“往闻吾国腐儒议论谓：‘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类之时。’心窃以为妄语，乃今听欧美通人议论，渐复同此，即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趋矣。”

我们似乎看到了“两个严复”：早期积极推崇西学的严复和晚期保守回归中学的严复。这种转变固然跟时局变换有关，比如一战对严复震动很大，他曾因此慨言：“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要到他的社会观中找寻。从严译《天演论》中可以管窥严复的社会观。在晚清落后挨打的背景下，《天演论》中的进化论思想对国人刺激很大，尤其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其实，在颇为残酷的进化论之外，《天演论》中还有一套充满仁厚之意的伦理学，特别是该书所论述的合群之道与天良说。

在《天演论》中，严复在按语中这样评价英国文明：“英伦之民，于垦荒乃独著……此不仅习海擅商，狡黠坚毅为之也，亦其民能自制治，知合群之道胜耳。”英国崛起靠的不仅是坚船利炮的物质文明，也有赖其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特别是“合群之道”。英国由此建立日不落帝国，统治远方的陌生人社会。严复认为，认识西方文明，不能仅仅认识到弱肉强食的进化论逻辑，还要看到合群之道。

赫胥黎还提出保群之要在天良，认为：“人心常德，皆本之能相感通而后有。于是是心之中，常有物焉而以为之宰，字曰天良。天良者，保群之主，所以制自营之私，不使过用以败群者也。”自营之私，分而争之之道；天良之心，感通合群之道。天良和自营两相平衡，始能保群。《天演论》不仅研究世道之进化，也研究如何在世道进化中保存必要的伦理规范。所以，《天演论》断非只是宣扬弱肉强食的进化论，而是还有保群合群的伦理学。

《天演论》中的伦理学以合群之道和天良说为核心要义，其伦理规范的要害在于，任天之外有人治，尚力之外有尚德。由此观之，《天演论》由进化论和伦理学共同构成，只有进化论而没有伦理学并不是完整的《天演论》。严复曾在《天演论》自序中写道：“赫胥黎此书之恉，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严复认为，赫胥黎的《天演论》对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具有救正之功；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过于强调优胜劣汰的进化原则，存在放任自由竞争而不加干预的弊病，即所谓“任天为治之末流”。严复去世后，他的墓前刻下了自己生前亲自拟定的四个大字——“惟适之安”。“适”代表适应与进化，“安”代表人心与社会之安然。其意在于，世道之演进，不徒有所适，亦应有所安；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来说，不应只有进化论，亦应有伦理学。

无论是早期严复还是晚期严复，都有一个健全的社会观，即将进化论与伦理学结合起来。从严复一生的学术与政治活动来看，伦理道德对人类社会的价值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思想中心。从严复沟通中西学问的努力可以看出，他对于中西之学采取取长补短的开明态度，而且越到晚年越认同中国传统学问之伟大。也许，迫于特殊的历史局势，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吸收了进化论思想，但并没有仔细领会《天演论》伦理学的深刻意涵，由此形成了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激进态度。

（作者系37000cm威尼斯社会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