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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新文学为江苏留下什么

    《江苏新文学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发布时间:2024-06-23 点击次数: 作者:陈曦 责编:朱安琪 王晓艳 来源:现代快报

    在中国新文学走过的百年历程中,名家辈出,经典浩繁,各类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社团屡开时代先风,堪称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典型缩影。历时三年编撰而成的《江苏新文学史》,共12编30卷约1000万字,煌煌巨著,研究梳理了江苏新文学百余年发展脉络。

    近日,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作家协会、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主办的《江苏新文学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对其发掘与创见进行了全面评析,认为它为中国百年文学史的构建提供了江苏模式、奉献了江苏智慧,成为构建中国文学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成果之一。

    百年江苏文学的“一方之全史”

    《江苏新文学史》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批准立项并直接指导,江苏省作家协会负责组织协调,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负责统筹编纂,省内各高校、研究机构60名专家学者参与撰写,全书凡12编30卷约1000万字,与之配套的《江苏新文学史史料编》共40卷、约1300万字,其工程之浩大、投入之巨大、时间之紧迫、任务之繁重,均属前所未有。

    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梁勇表示,《江苏新文学史》作为百年江苏文学的“一方之全史”,有着“存史、资治、教化”的重要作用。作为梳理研究百年江苏文学文脉的重要工程,它的编纂与出版,系统总结了江苏新文学发展的经验,全面展示江苏新文学发展的轨迹,深入提炼了百年江苏新文学史的当代价值和世界影响,成为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的重要补充,对研究江苏文学、发掘江苏文化、传承江苏文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评价,《江苏新文学史》既是一部文学史,也是一部学术史,它的出版巩固了江苏文学在中国新文学版图上的重要地位,它与中国新文学百年发展的历程相得益彰、交相辉映,从此江苏的新文学史不再是零散的,而是一个具有系统性、文学性和权威性的宏大体系。

    《江苏新文学史》总主编,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37000cm威尼斯资深教授丁帆秉持一项基本原则,那就是“开放包容”:扩大文学的内涵与外延,将海外华文文学、儿童文学、网络文学、戏剧影视文学,乃至评弹、评话、琴书等地方艺术通通纳入文学史视野,“只要有文字文本的艺术类型都算文学”;同时包容个性化的学术观点,鼓励新的审美发现。“宽进”的同时则是“严出”,在修史质量上精益求精,审校时发现不合格,不惜毁版重来。

    如何在尊重学术共识的前提下,写一部新文学史?分主编代表、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认为难度不小,“《江苏新文学史》既要处理好区域性的江苏文学和整体性的中国新文学的关系,以中国新文学的尺度梳理、盘点和总结江苏文学经验,又要从江苏文学窗口看中国新文学的成就;要在百年文学史的大历史逻辑下,凸显阶段性特征,比如充分发掘晚清通俗小说、新四军根据地文学等历史华章,充分书写引人注目的八九十年代至今的江苏文学成果等;既要充分关注经典作家,又要关注眼下冉冉升起的青年作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同时展望未来。”

    得风气之先,引领全国性文学思潮

    与一般的新文学史定位不同的是,《江苏新文学史》将江苏新文学的坐标起点定在了1892年。这一起点,较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中国新文学,上移了四分之一世纪。

    1892年,江苏人韩邦庆创作的《海上花列传》,以连载于《海上奇书》的方式问世。这部小说不仅是现代通俗文学的开山之作,而且被一些知名学者视为第一部具有现代性的长篇小说。由此,1892年被视为现代文学的起始年,亦成为研究界的重要一说。以一部通俗小说作为江苏新文学的起点,既体现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学术共识,又突出了江苏俗文学作为新文学一支的脉络所在。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江苏得风气之先。通江达海的自然生态,富庶安定的经济条件,最早催生了现代中国都市的生长和新文学,活脱而灵动的“鸳鸯蝴蝶派”应时应地而生,成为江苏文学思潮中明亮而耀眼的一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肇始前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它的主流代表着先进文化,乃是中国启蒙主义的先行者。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尤为看重文学思潮与批评编的新发现、新见解。“比如通过南社等重要文学社团的早期活动的梳理,为新文学运动找到了更多的历史资源和背景,对完善新文学发端这一历史叙述提出了新的模型。对抗战时期沦陷区、解放区、国统区的文学状况做了全面而实事求是的陈述,更钩沉出‘新四军根据地文学’这一未被充分关注的遗珠。改革开放以来,先锋派、新写实、新状态、新生代等全国性文学思潮,均以江苏为大本营,如今江苏文学中的学者散文热、里下河文学、江南写作等思潮和现象也在全国范围产生影响。”

    “江苏散文作家简直占据了时代文坛的半壁江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郁惊叹于百年江苏散文独具一格的特质:晚清民初通俗作家的游戏文章,以朱自清、叶圣陶等人的散文为代表的“美文”,郑逸梅等人的笔记,钱锺书等人的学者散文,杨绛、陈白尘等人的回忆,汪曾祺的“江苏大散文”和夏坚勇的历史文化散文,庞培、车前子等人的艺术散文,无不在当时的散文创作潮流中独领风骚。

    “江苏报告文学史就是百年中国历史、江苏历史的另一种存在形态。”常熟理工学院教授丁晓原注意到,从江苏走出的王韬、周恩来、瞿秋白、华罗庚,均创作出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作品,对有关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实,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作家亲历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书写,都在全国赢得广泛声誉。

    诗歌编在述史上亦有很大突破。“把晚清诗歌同光体和白话诗歌的联系,江苏杂志和世界革命内在的重要关系做了梳理,为中国新诗史的线索架构提供了新史料和新模型;挖掘出以往文学史中很少出现的中央大学诗人群、国防诗歌、新四军根据地诗人群;有效处理了近二十年的诗歌史范本,把包括先锋派诗歌、女性写作、实力派诗人、江南地域风格写作等不同脉系的众多诗人一一归位。”张清华说。

    突破了既有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史观

    作为一部地方性新文学史,《江苏新文学史》有12编30卷1000万字,堪称“卷帙浩繁”。

    “一个地方性文学史为什么要编这么大?中国文学史两千年,四本就可以把它说完。”研讨会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监事长贺绍俊回忆初见这部书时深感讶异。但在翻阅之后,对此又颇为认可:“当代人写当代史,如何进行筛选难度很大,一方面写史之人就是史中人,另一方面当代文学具有极大的未知性,它仍在向前发展。因此当代人为当代修史,也许首要的任务不是筛选,而是为未来留下最有价值、最有分量的印迹。既然这样,可能体量大一些更妥当。”

    在入史作家作品的选择上,《江苏文学史》采用“大江苏”的立场和视角,将在苏作家、在外的江苏籍作家,以及非江苏籍但长期工作生活在江苏的作家,还有曾经在苏工作生活且作品以江苏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家作品统统纳入。据统计,全书涉及作家3419位、作品13107篇(部)。

    编写体例上,除了文学思潮与批评、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基础文类之外,《江苏新文学史》还增加了通俗文学、戏剧影视、世界华文文学、网络文学、文学期刊等,共计12编。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大先看来,这种文学分类打破了雅俗界限,融通了江苏和世界,同时考量传播与接受,突破了既有的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史观。

    中国作协副主席吴义勤认为,《江苏新文学史》纳入通俗文学,突出了江苏学术史的继承,“江苏对通俗文学学术史和文学史有着深入研究。特别是苏州、扬州的通俗文学研究,对新文学史研究的借鉴补充价值是非常大的。”孙郁注意到,在通俗文学编里,增加了苏州评弹、扬州评话、苏州琴书等地方曲艺,“这非常好,特别符合江苏文化的生态多样性。”

    独特的江苏气质、江苏气派

    作为一个地域性文学史的江苏文学史,其特点何在,又是如何形成的?

    在《文艺报》副总编刘颋看来,《江苏新文学史》既充分呈现出江苏文学的鲜明特色,又展现了江苏文学在中国新文学史发展进程中的突出贡献和重要地位。

    以小说编为例,十分注重提炼作家作品中独特的江苏气质、江苏气派与江苏味道,如张爱玲笔下的南京风土,鲍雨、韩北屏的苏南乡村风景刻画。

    小说编主编、我院教授张光芒表示,作家作品的地方特色与文学史地位并非割裂的,这恰恰是作家获得超越性的前提;地方特色也并非只意味着风土人情,更代表着地方传统文化长久熏陶形成的思维方式、审美气质。这些层面,与作家的现代意识结合交融于主体的审美个性之中,才使江苏作家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质地。贺绍俊也认为,挖掘江苏地域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这一点特别重要,“否则地方文学史就只会成为一种行政编制的文学史,没有多大的学术意义。”

    在《文艺报》副总编岳雯看来,这套书的写作,首先是照应大的家国历史,同时也更加注重江苏的地方性传统。“江苏有充沛的文脉,有富庶的经济,在文化上必然是从容不趋时、自成脉络。南社、探求者这些文学社团,如草蛇灰线埋伏在百年文学史当中,若以传统视野去观照,会觉得它和大传统有不合时宜之处,可当历史发展到今天其价值自然得到彰显。看当下江苏作家的作品,我会意识到不是无源之水。如果作家们也读一遍这样的文学史,可能会对写作在历史中的位置有更清晰的自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亦有同感。“《江苏新文学史》的书写思路是,既把江苏新文学史作为中国新文学史的一部分来叙述,同时又呈现了江苏文学史作为区域文学史的地方特色。它不是机械的、地方隶属于整体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的关系,比如像高晓声、陆文夫、叶至诚、方之、陈椿年等组织的‘探求者’,跟当时整个中国当代文坛之间构成了对话的关系。这种对话关系,恰恰构成了‘地方’作为‘他者’的一个独立性的前提,勾勒出独属于江苏的文学气质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