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家乡社会学”作为研究方法的反思有所增加，这与早期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质性研究传统密切相关。事实上，“家乡社会学”的质性方法，也可以认为是以“家乡”作为“田野”，亦即一种在家乡或“准家乡”展开的田野调查研究。因此，“家乡社会学”以家乡人或身边人作为研究对象参与观察。这样的质性研究方法及其传统，也并非局限于中国研究，因而有必要从更一般的方法论层面对其加以反思。

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家乡社会学”传统

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学科交融比较明显。总体上看，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质性研究方法运用比较成熟。比如，形成了由吴文藻领衔的“燕京学派”，也被誉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将田野调查的地点转向了本土社会文化而非异文化研究，并且研究者常常在自己家乡展开调查研究，从而具有明显的“家乡社会学”特征。当然，立足于各自本土社会文化的田野调查，当下无疑也早已成为国际人类学研究的主流。因此，“家乡社会学”应该并非是中国社会学所特有的研究方法，而是质性研究方法中某种研究者内部介入“参与观察”的共通性方法。

如上所述，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以及林耀华的《金翼》等早期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著作，都具有明显的“家乡社会学”特征。总体来看，早期的“家乡社会学”研究更多带有人类学的总体性“深描”特征，其所分析的视野往往涉及家乡村庄的诸多方面，亦即力图整体性地呈现出中国传统乡村的文化习俗与社区组织结构。由此，尽管各自的侧重点有所差异，社区与家族问题通常还是早期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田野研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则通过微观而深入的家乡案例剖析，进而希望能够理解中国乡村文化的总体性特征。

与这种总体性呈现有所区别，林耀华的《金翼》更多地关注到了行动者的叙事分析，具体叙事在形式上采取了小说体裁，实质则是对作者家族与亲属家族的比较传记研究。这本著作是早期“家乡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从中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作者作为家族子弟对家族发展过程及其周边经历事件的熟悉程度，诸多人际关系的恩怨事件与前因后果的叙事脉络中也有着深厚的感情价值。可以说，其中的人物故事与关系脉络可能也只有身在其中的参与者才能细致勾勒出来，进而较为充分地显现其“家乡社会学”的重要优势。简言之，在田野资料的积累获取与感情世界的自然呈现这两个方面，“家乡社会学”内部参与观察的质性研究显然有其重要的生命力。

“家乡社会学”的内部介入与感情世界

就质性研究而言，“家乡社会学”始终涉及研究者的文化“主位”与“客位”、“内部”与“外部”的重要问题。如前所述，研究者文化“主位”的本地化取向，或许对于当下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与质性研究而言已经习以为常，“内部”与“外部”的张力始终是研究者参与观察中所要处理的重要方法及伦理问题。然则，“家乡社会学”作为一种特殊意义上研究者的内部性参与观察，可能正在于其长期性“内部”的生活介入以至于未来连接，研究者可能在接触社会调查及学科思维之前就开始了这种较长期并常常是无意识的参与观察。与之相比较，其他一般性的参与观察其实是研究者有意识的“外部”进入，诸如《街角社会》所采用的参与观察，某种程度上是研究者带着研究论文或项目目标的田野进入。对于这种研究者外部进入的参与观察而言，虽然其具体研究问题也会根据田野调查资料进行调整，但研究领域与研究对象的具体要求常常是决定其参与观察地点选择的关键。因此，这种外部进入的田野调查立场，通常也就更加要求研究者保持相当的价值中立。

比较来看，相对于其他一般性外部进入的参与观察而言，“家乡社会学”通常是研究者在家乡或是身边的家庭生活与组织环境中，发现有哪些有趣的“现象”可能构成研究议题，哪些人物与事件可以构成调查研究的中心环节。进言之，“身边”或者曾经的经历，尤其是研究者生活与工作的社区或组织环境，常常构成了某种相当重要的“准家乡社会学”及其田野调查的可能性。由此，“家乡社会学”的研究问题常常是从身边所发现的较为有趣的社会现象出发，而在调查过程中也更可能掌握一般调查难以触及的敏感人物、事件过程及其人际脉络，其调查进入的“守门人”很可能就是研究者的父母、亲属或是有着共同经历的铁杆朋友。当然，这种研究者深度的内部介入在研究伦理层面始终需要有相当的审慎。这可能需要的不仅是对涉及人物的匿名化处理，在对具体事件与话语表达的披露程度上有时还是需要做出一些弱化处理。

由此，“家乡社会学”作为一种内部性的参与观察法，其特殊性也在于其并不一定完全是研究者本人的参与观察，而很可能是其家人或朋友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中所协助的深度观察。这无疑拉长了参与观察的时间跨度，其深入而便利的社会关系涉入也便于多年后的回访与再次启动田野调查研究。其结果便是，相较于一般性外部进入的参与观察，内部化的“家乡社会学”往往带有更为深厚的个人感情投入。正如《金翼》所示，生动的故事脉络及个人或家族的传记呈现，所展现的是一个有着深厚情感介入的生活世界。然则，对于当下的社会学研究而言，我们可能还是需要从熟悉的生活世界之中寻求合适的研究问题，进而在理论与经验的关联之中做出学理性的拓展。

“家乡社会学”的经验局限与学理拓展

如上所述，“家乡社会学”可能更多是研究者“内部”介入的参与观察法。与研究者“外部”进入的参与观察法相比，内部化的“家乡社会学”调查可能更适合诸如文化研究议题为主的人类学田野研究，但在调查地点与研究对象选择等方面往往还有其局限性。对于需要完成毕业论文的同学而言，如果对家乡或身边发现的有趣或者生动的社会现象展开调查，相对自由地完成一项社会学研究论文常常是比较实际与可行的。但是作为研究者，如果长期只在家乡或身边做调查或完成研究项目，则的确是有其局限的，亦即长期的田野调查如果仅仅局限于家乡研究，在研究问题的深入持续及研究对象的类型比较分析等方面常常可能存在着经验资料的局限性。当然，研究视角的问题转换与田野资料的深度积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可以突破这种局限。例如，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与《亲密关系的变革》等著作，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其曾经生活地点下岬村的“准家乡社会学”，其在不同研究问题转换与不同面相田野资料基础之上的文化变迁分析，同样可以形成相当精彩的系列研究。

应该说，“家乡社会学”在研究对象的选择方面固然有其局限性，但在其调查深度方面始终有其优势，而在调查资料基础之上如何有效地发现问题与解释问题，则是实证研究的首要根本。从当下的社会学学科立场出发，“家乡社会学”可能不再局限于传统人类学偏向于脉络叙事的民族志研究，而更多是有清晰问题聚焦与解释逻辑的社会学因果机制分析。由此，“家乡社会学”并非局限于民族志或生命史的个人传记或家族传记，而同样可以具备案例研究方法所通常要求的研究问题选择、研究对象定位与分析单位框定。尤其是需要研究者根据具体研究问题来确定有效的分析单位，以至在具体研究的修改过程中，可以根据分析问题和现有的经验资料而就分析单位加以调整。就此而言，“家乡社会学”与其他田野调查与案例研究相比，在学理分析层面可能并没有太多的特殊性。

事实上，项飙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一书的访谈中，指出了“个人经验问题化”研究方式的重要性。宽泛意义上的“准家乡社会学”显然并非局限于调查地点的家乡化，而恰恰是个人体验、情感与社会知识的投射，但这仍然需要规范的研究方法作为支撑。就此而言，“家乡社会学”或者说“准家乡社会学”的个人感悟也并非局限于质性研究，而对量化研究中的研究问题选择及因果分析思路同样有着重要影响。由此，内部化的“家乡社会学”与当下一直争鸣不断的“本土社会学”或社会学的“本土化”等提法一样，某种程度上可能需要的并非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或是简单陷入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方法之争，而更多应该是能否从经验研究中得出有效的分析性概念与理论建构。总之，“家乡社会学”与更宽泛的“本土社会学”，在方法论层面上应该更多指向经验与理论相互动的后实证主义，从特殊到一般的内外联结与理论拓展是其长远的生命力之所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家庭主义脉络下的代际关系实践与孝道变迁研究”（22ASH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37000cm威尼斯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