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在“率性”“存理”“思德”这一价值取向的定位下，为了让“德”“人性”以及“社会人道”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以及表现出它们的绝对性和神圣性，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真正“追求于元”的“形上性”探讨。“元气论”的探讨，其最终目的是要为“人性”“人道”找到根源和根据。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思想观念。“形上观照”“追求于元”“仰俯天地”，其最后都是为了“人”“人道”“人事”。“元”最终不与“人”“事”相脱离，而且紧密相连。这是“气论”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于元”的另一系是“道论”。主要以老子庄子为代表。我们已知，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气”与“道”这两种“质料”的探讨来体现出中国人对宇宙天地和社会人生最本始，最根本，最本质的那个“元始”存在者的追求信念。如果说“气”“元气”还是一种具有物质属性的“质料”的话，那么“道”则是一种具有形式和能量属性的“质料”。由此可见，我们在这里所使用的“质料”概念不是专指可感的物质性的质料，而是泛指一切不同属性的质料。

老庄认为构成天下万物的“根源”和“根据”的存在者是“道”。它是“形而上者”，它是先于一切的存在者。是一切存在所由产生和运动的原因和动因。“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4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25章），此之谓也。“夫道⋯⋯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此之谓也。

这个“形而上者”的“道”是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言的。“道可道，非常道”（1章）。可以说出来的道，可以被概念规定的道就不是恒常之道。换句话说，作为天下万物之根源和根据的道是无法通过感觉、语言、概念来把握和描述的。老子认为，道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14章）的，庄子认为“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所以他们又将“道”称作“无”。“道常无名”（32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40章），此之谓也。在老子看来，一切有都是由道而生，由无而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42章），此之谓也。“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40章），此之谓也。你先不要管老子所谓的“一”“二”“三”具体代表的是怎样的东西，你就要知道它们最终都是由道而生的就可以了。换句话说，一切都是道生的。“故道生之”（51章），此之谓也。一切万有都是无生的。“有生于无”（40章），此之谓也。知道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一思想观念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极高的思维高度。是将“无”这一没有任何具体规定和属性的存在者当成了天下万物的“形而上者”以及产生一切的最先、最后、最本质者。这充分反映出中国人所具有的超越性的思维能力。

当我们在谈论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时会联想到古希腊阿拉克西曼德的“无定”，当我们在谈论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时会联想到近代哲学家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老子称为中国哲学之父的原因。当然，在这里还是要重申我的一个观点，我们无意对中西思想观念做出什么相应的比较，从而出得出什么西方有的哲学思想，其实我们中国也有的结论，并以这种方式去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明。这是一种典型的“以西范中”的思维方式，我素来不喜欢这样。我之所以在谈论到老子“道论”的时候，提到了古希腊哲学家和黑格尔，只是方便说法而已。是让人明白，判定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没有所谓哲学思想的时候，不需要以哪一方去“范”对方，而是将各自的思想观念客观地呈现出来，至于将这些思想观念称作什么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当然知道，西方所谓的“形而上学”被他们称为哲学，而中国所谓的“形而上者”之学未必就等同于西方哲学，彼此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性，包括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这也就是我非常不赞同用《周易》的“形而上者谓之道”的所谓“形而上学”这一概念去翻译西方认为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原因所在。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它们不是同一个概念框架下的概念，尽管名词概念是一样的。

追求于元的“道论”与“气论”一样，有着它们共同要遵循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而这一特殊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恰恰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地方，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的思想观念。这一观念具体反映在所有“形上观”都是为现实世间的人事和人道服务的，这就是“贯通于世”“经世致用”的思想。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员，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37000cm威尼斯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