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西街遗址考古发现六朝时期梁武帝所建的“国门”，引发广泛关注。它展现了一个繁荣、蓬勃和自信的时代。殊不知，六朝对南京的影响，除了砖石瓦当的营造，还有文字的经营。在著名学者田晓菲看来，文字的经营甚至比物质的建筑更重要，它以诗歌为载体，对南京的形象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度“默默无闻” 在文化史上缺席几百年

“很多地方只有过去，没有历史；只有居民，没有故事。有些地方，则有太多的历史和故事，比如南京。”在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田晓菲看来，南京的故事当然要从六朝讲起。

公元211年，孙权把治所迁移到秣陵（今南京），次年改名为建业，意思是要在这里建“帝王大业”；280年，晋武帝平吴，重新改为秣陵;到282年，又分秣陵北为建邺，因为“邺”指向司马氏发迹地；313年，晋愍帝司马邺登基为帝，为避司马邺的名讳而改为建康。

由此可见，如果从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在南京石头山建造金陵邑算起，建康作为一个地方，在文本传统里已经存续了几百年，但它在文化史上却是缺席的。“吴国的建业，还没有乌衣巷，没有玄武湖，虽然长江中的沙洲一定有很多白鹭盘旋飞舞，但没有人知道什么白鹭洲，更没有什么鸡鸣埭，或者临春阁。”正如田晓菲在一场名为《从白门到紫陌》的专题讲座中所说，吴国的建业乃是吴国统治江南的行政中心而已，但是它作为一座城池，却基本上默默无闻。

见证土建高峰 南朝“我院门”告别竹篱时代

317年，晋元帝在建康建立东晋政权。晋室南渡，使中华传统文明在南方得以保存和持续发展，建康也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江南中心和华夏衣冠正统所在。

在很长一段时间，东晋王朝都在忙于镇压内部叛乱、击退北方威胁，限于财力、物力、人力等现实原因，都城与宫室的建设并没有成为朝廷的当务之急。“宫室不壮，后世谓人无能。”直到378年，东晋王谢家族的翘楚人物谢安才开始执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

为了与当时统治了传统华夏疆域的有力对手抗衡，也为了对抗本土的世家大族菁英，朝廷需要通过“展演王权”激发臣民对至高权威的信心。宋文帝由此成为对建康构筑最早也是影响最重要的皇帝。他的父亲正是取代了东晋的刘宋王朝的创建者宋武帝刘裕。建康自此迎来了南朝时期营造的第一个高峰，建筑项目包括建造北苑，后来改名乐游苑，于覆舟山一带大起楼台；建造东宫，使之成为“制度严丽”的居所；扩展与翻新华林园，修建玄武湖，等等。

此后，上林苑、青溪旧宫、商飙馆、新林苑、兴光楼等建筑的修缮营造也纷纷上马。当时的建康城没有一座真正的砖砌城墙，“白门三重关，竹篱穿不完。”意思是说，白门尽可以重重上锁，但是围绕建康城的竹篱残缺不全，不足以保证城市安全。城墙的修筑，又掀开建康城市史上重要的新篇章。这也就有了，在时隔千年之后，人们从南京西街遗址发现了六朝时期梁武帝所建的“国门”。它位于建康城正南方，所在的御道遥指牛首山。专家认为，城墙的修筑以及其对中轴线在礼制上的提升，强化了梁代都城“天下之中”的地位。

承继六朝风流 启用“金陵”二字入诗描摹建康城

正如我院教授程章灿所说，建康之所以是建康，不仅因为它巍峨的宫殿、严整的城墙，更因为描绘它的大量诗词文赋。也就是说，建康城的营造，一方面是用真实砖石搭建帝国都城，另一方面是用诗赋和文字创造人文胜景。

经过南朝君臣的营建，“建康”逐步走入了中国的“文化版图”。“崇堂临万雉，层楼跨九成。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在对建康的礼赞诗中，不得不提谢朓的《入朝曲》，该诗后被收入萧统主编的影响深远的《文选》。它深刻反映了建康从东晋南渡初始面对内忧外患的仓皇郁闷，过渡到南朝时期的繁荣、蓬勃和自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诗中启用了“金陵”二字来称呼这座城市。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在南京石头山建造了一座城池，取名为金陵邑。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南京被称作金陵的开端。在田晓菲看来，这首诗句非常明确地展现建康城在当时的新意义。

“和金陵联系得最紧密的，并不是周、秦、汉、三国、西晋，而是东晋南朝的人物、事件、景观。”田晓菲认为，基于诗歌容易记忆和流传的性质，南朝诗歌经由唐代诗人的继承与发展，在文化史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比如，后代很多诗人喜欢用“白门柳”等意象来抒发心中的感怀。白门原名宣阳门，是六朝都城建康的我院门。

作为一座被文学塑造了的城市，六朝为南京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正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引驰所说，建康是一个多重文化的组合体。它在文学中得以表现，在历史中得以记述，在记忆中得以留存。这也就不难解释，在刚刚过去的清明假期，全国排名前十的热门景区，南京何以占据其中三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