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要站在今天多学科的视角上去评判中国古人的思想，那么必须又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将西方人他们“自说自话”的思想中的道理和精神“原貌”呈现出来。在两个“原貌”都客观呈现出来以后，再去进行两者的“比较”。西方人在发展他们的思想时，可能多数情况下是按照他们的传统去“自说自话”吧，即他们很少将中国思想用来帮助他们建立什么新思想吧。现代西方一名著名哲学家曾深刻地指出“西方2000多年的哲学史都是对于柏拉图思想的注脚”。当然到了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例如莱布尼茨，海德格尔等人也会关注到中国传统文化。但我们中国，反而具有了较之于西方人“开放”多得多的态度，自觉地进入不同文化思想的“比较”乃至“融通”的工作。当然这种比较和融通，绝对不是以谁去“范”谁的问题。我们会站在一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人性光辉的呈现究竟“应该”怎样才会“更好”“更合理”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不同的文化思想的“优长”所在。还是那句话，这项工作的开展一定是建立在准确了解各自文化思想的“自说自话”出的那些东西。

如果你说中国科学不发达而西方就发达，其中的“原因”在哪里？如果你找到了“哲科思维”，或说是“形式逻辑”是促使自然科学进步和发展的本质原因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理性的冷静地接受，并虚心补上这一课。但同时，当你把问题引向文学、艺术、心性、生命等问题时，中国自古以来所具有的文字，思维方式恰又是促使中国传统文化进步和发展的本质原因。你说中国人没有语法，但我们写出那么多美文美诗词正是靠着它，有何不妥呢？通俗的说，西方文化有其所长，有其侧重，有其传统，例如在纯粹形式的逻辑、数理等问题的构建和探讨上就是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这里当然具有太多，太重要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在许多领域已经并将长期显示和发挥着这种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积极和正面的作用，从而对人类社会文明，尤其是科技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将继续发光发热。如果任何一个国家民族要想建设起物质文明的社会，那么就无法忽视西方文化中的这些因素。但另一个问题随之呈现并需要回答和解决，那就是任何一种现代文明的建设又需要精神文明的建设，而在这一领域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文明则有着太丰富的内容和传统。关于这一点被西方著名思想家，哲学家莱布尼茨很早就揭示出来了。在他看来，在思维的深邃和理论学科方面，欧洲文明更胜一筹；在人类生活及日常风俗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方面，中国则远胜欧洲；而在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实用技术及以实验的方式与自然打交道的能力上，两者不相上下。他看到了中西文化的各有侧重，各有所长，并也积极主张中西文明的交流以造福人类社会。这无疑是一种非常智慧理性的认知，然而在西方文化圈内这种认知是不多见的。

这里自然就引出一个不同文明内容和形式是否需要互鉴的问题了。而一旦将问题归结于胸怀以及思想观念时，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延续不断的忠恕、宽容、包容、和合、大同等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当然地就具有了她的优势，自然地要走向前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超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非对象化的整体性的“道器不二”“天人合一”思想在人性问题，在生命问题上的特殊作用，只能站在适合创造出这种理论的思维方式上去理解。比较的工作也是在将各自“自说自话”的“理论”及其“思想观念”完全客观全面准确地呈现出来，然后再在一个“新的层面”“新的高度”来进行分析对话。要弄清楚各自是就什么“对象”和“问题”进行探究的；各自探讨出的“智慧”分别对什么样的问题有“作用”。找到“阴”与“阳”各自的优劣在哪里，然后进行“冲”，即“调和”。而且这种“冲”是要通过不同时期，不同具体情况的随时“改变”而进行的工作。仅就这一点来说，中国传统的“智慧”就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和余地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周易》语），此之谓也。

其大者“先立乎”以后，再回过头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观念中的形上观的气论和道论就有了方向和目标了。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员，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37000cm威尼斯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