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21年3月1日拍摄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保护大棚内的工作舱。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妇好数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原站长、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际根供图

▲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井字形道路系统和两侧墙垣把都邑规划为多个网格，揭示出宫城居中、分层规划、分区而居、居葬合一的多网格式布局。这样严谨、清晰、规整的布局，显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规划思想、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此外，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三处早期车辙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赵海涛供图

▲两位小学生在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体验陶器修复。安吉县古城遗址保护中心主任柯安顺供图

▲中埃双方团队成员在孟图神庙遗址群发掘现场讨论发掘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贾笑冰供图

中国考古，在许多外国人甚至中国人看来，一度非常神秘。近日记者在与中国考古学家的交流中了解到，从考古技术发展、到公众考古创新，再到中外考古交流，中国正不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推动力。

科技考古揭开了许多传统考古难以发现的秘密，保护了许多原本难以保存的文物；随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博物馆的创新运营，公众对考古学的接触和理解正在日益深化；越来越多的中国考古学者走出国门，与外国同行交流合作，在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了解彼此文明的独特性与共通性。

从史前遗址到海底遗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加持中国考古

陕西榆林，4300年前营建的石峁遗址雄踞在黄土高原。

在这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气势恢宏的宫室建筑、复杂的城防设施、精美的石雕与玉器。“这些高等级遗存标志着晋陕高原在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时期，已进入高度发达的文明阶段。”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孙周勇说。

三皇五帝、共工、大禹……石峁的过往引发了诸多猜测。

作为石峁发掘的主持人，孙周勇表示，考古学注重实物资料的积累与分析，不倾向于过早将之与上古历史人物对照匹配。

“但是，通过科技手段，我们确定石峁文明由久居于此的土著人创造，并吸收了同时期相邻区域的部分文化因素，揭示了石峁居民商业经济的演变等。”孙周勇介绍，这些研究成果表明石峁的先民与周边人群在不断交流碰撞中共同推进了中华文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

科技考古在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揭开了许多传统考古难以发现的秘密，保护了许多原本难以保存的文物。

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是夏朝晚期的都城遗址。

“中原地区先民广泛吸收、融合周边文明先进因素，首次真正意义上将中原核心区整合为统一的文明体，初步形成注重等级和融合的青铜礼乐文明，与商周文明一道确立了华夏礼乐文明的基本特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赵海涛说，二里头先民创造的牙璋、绿松石铜牌饰等礼器及制度，影响到岭南至东北的广大地区。

“科技考古能够提取传统方法无法获取的信息，揭示与之相关的人类活动和古代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陈相龙介绍，二里头遗址的科技考古研究发现，该遗址不仅有高比例的外来人群，也有大量外来家畜，可能还汇入了小米等谷物、野葡萄等果品。

陈相龙介绍，二里头陶器残留物研究还发现了酿酒和饮酒的证据，推测当时的酿酒原料主要是稻米、小麦、粟、黍，还混合了薏苡等，用红曲霉和稻米制曲并添加草曲。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上新”的文物造型奇特，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增加了新的实物证据。

1986年三星堆遗址发掘时，人们用竹竿搭建围栏，挖出来的文物多用纸包住，放进木制箱子运出去……而今，这些方法已被更加精细、安全的科技感十足的操作取代。2019年后的三星堆新发现祭祀坑的发掘中，搭建了4个透明的考古方舱，舱体内部均可调控温湿度，给予出土有机质文物最佳保护环境，是全球首个“多功能考古综合发掘平台”。

“此次科技考古实践探索将预防性保护与考古发掘相结合、将实验室考古与田野考古相结合、将高科技手段与考古规范相结合。”四川省文物局局长唐飞介绍，四川考古工作者先期搭建大棚，监测地下水位及温度并进行评估，继而搭建方舱，并在大棚内配备应急检测分析室、应急保护室等平台，有机质文物被提取后，运送至低温保湿的库房进一步处理，通过这种方式能最大程度保护象牙等有机质文物。

文化遗产不仅在陆地，还在广袤海域。科技创新和设备改良使中国水下考古迈入新阶段。“我们将短基线定位系统应用于水下考古，确定潜水考古人员在水下的具体位置，并通过水下喇叭进行指挥，提高安全性和效率。”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冯雷说，目前中国一线水下考古队员大多具有技术潜水资格，还使用三维声呐扫描等技术呈现沉船在水下的状况，深潜器技术的发展也让中国水下考古从近岸走向远海。

历史触手可及，中国考古与公众的距离不断变近

群山起伏，沟壑交错。位于河北阳原的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远古人类秘密的宝库。这里百年来的旧石器考古发现，已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人类起源时间推前至约170万年前。

一群中学生在考古专家的指导下进行模拟发掘，按照地层和堆积情况寻找古人类在百万年前留在这片土地上的痕迹。

“我们的石器都是参考旧石器时期古人类的生产方式自行制作的，一年前就被埋入土中。我们在不同的地层使用并夯实不同质地的土，尽可能地让场景接近真实的考古现场。”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文瑞介绍，专家还会现场教学生制作古人类使用的石器，让学生找到更多乐趣，更深理解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石器的意义和价值。

“考古不能仅局限于学术本身，更需要面向广大公众，让大家了解考古、喜欢考古、爱护文物、认识历史。”张文瑞说，许多考古现场都是将现场围起来，公众无法参与甚至接触，近年来根据情况，也会安排学生进入真实现场，参与一线的考古工作。

近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积极邀请附近村民走进公园参观，深入探寻他们脚下这片土地所蕴含的历史底蕴。

“这切实拉近了当地村民与古代文化遗产之间的距离，让他们由衷地产生自豪感和荣誉感，对文化遗产的发现、保护等都有积极意义。”张文瑞说。

绿水环绕，远山如黛。酒店、露营地散布各处。在这里，人们可以走进博物馆，亲手触摸春秋时期的陶瓷残片；可以走进图书馆，翻看图文并茂的考古图录；可以走进模拟考古探方，感受考古工作者在发掘现场的日常；甚至还可以在汉灶体验区，生火做饭，感受近2000年前人们如何下厨。

这不仅仅是一座公园，不仅仅是一处研学营，不仅仅是一个度假村，而是一个历史长河触手可及的地方。

浙江安吉古城遗址始建于春秋，是越国早期重要都邑。以卧薪尝胆知名的越王勾践的祖先，就生活在这里。

“立项于2017年的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让游客在参观历史遗迹、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深入探索中国历史和文化。2023年全年接待游客20万人次。”安吉县古城遗址保护中心主任柯安顺介绍，这不仅探索了怎样把考古遗址公园运营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好，也实践了如何让公众更好找到与考古的连结，感受到考古的温度。

2023年，中国经历了博物馆热，尤其在假期，许多博物馆门前排起了长队，甚至一票难求。陕西考古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等考古专题博物馆，在博物馆热中尤为显眼。

“与其他博物馆相比，我们希望通过展示考古工作的过程和各类标本，让公众更直观地了解考古的魅力和价值。”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山西考古博物馆副馆长郑媛介绍，全国目前已挂牌五六处由考古科研机构筹建并管理的专题考古博物馆，近年中国产生了大量的考古成果，加之公众对考古的关注，各地考古博物馆的涌现是必然形成的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介绍，近年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取得重要成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不断深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相关课题逐步实施，考古“走出去”的步伐日益坚实稳健，科技考古、水下考古高速发展，一批精品考古节目制作播出，扩大了考古学的社会影响力。

郑媛说，中国历史文化悠久，每次新的考古发现都在不断激发人们对历史根脉和文化遗产的好奇心与自豪感。博物馆更新的展陈手段、公众考古教育的普及，公众越发认识到考古工作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意义。

大江东去，楚风悠长。湖北省博物馆新馆在2021年底开放，全新的设计展陈带给观众更为深刻的参观体验。

通过文字、视听资料等多元方式，游客在探索中不断加深对越王勾践剑何以入楚、何以千年不锈的理解，还可通过互动触摸屏从各个角度端凝这件传奇文物的王者风范；“楚国八百年”专题展览着重反映楚人筚路蓝缕的奋斗精神、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九死不悔的爱国精神，不断引发共鸣……

“我们开展各类社会教育、大众考古讲座等活动；定期举办年度考古成果展和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展等展览，逐步完成所有馆藏文物的数字化管理，搭建考古发掘—文物修复—数字化藏品管理—成果展示一体化平台，让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真正走进大众。”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说。

跨文明的历史对话，中国考古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变大

商代王后妇好与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跨越时空的对话，也许很快就会发生。

“我是商代王后妇好，告诉你们几个小秘密：我喜欢化妆、喜欢烹饪、喜欢收藏。”“我曾协助夫君接收各地送达的铜锭、考察收成、主持大商国的祭祀、率军征伐羌、夷、巴。”……2023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原站长、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际根发布了细致考究后为妇好设计的数字人，让她将历史娓娓道来。

“全世界的人们一提古埃及，就会想到拉美西斯二世；提到古希腊会想到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在传说中，他的弟媳海伦被拐引发了特洛伊战争。妇好与他们基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我们要提升她的知名度，这样才能让全世界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中国的古代文明。”唐际根说。

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近年来，中国的考古成果不仅丰硕，而且在国际上获得了更广范围的认可，中国考古学国际话语权不仅得到增强，也更好向世界阐释了中国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湖北十堰出土距今约100万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为东亚古人类演化模式、东亚直立人来源提供了关键信息和证据；发现北京猿人控制用火的坚实证据，有力回应西方学者质疑；西藏那曲尼阿底遗址发现了距今3到4万年的旧石器遗址，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改写全球学术界对远古人类征服极端环境的认识……史前人类在中华大地上的生存历史不断变得清晰。

“东方大地有特殊的人群、独特的文化，百万年前就有祖先在繁衍生息，连续演化，孕育文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说，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国考古提供了更强大的经费、人力物力的支持和保障，新兴科技设备仪器使考古如虎添翼，能把一些问题研究得更详实并作出更可信的结论，并不断增进中国考古的国际影响力与学术地位。

山西临汾的陶寺遗址被认为极可能是尧时代的都城所在。在那里发现的一座大型夯土基址是兼具观象授时与祭祀功能的建筑。

“观象台的发现让我们意识到探索宇宙、问天问道一直都是中国人从古至今不变的时代主题和梦想，其呈现的历法是当时世界已知比较系统的太阳历法，也是二十四节气的重要源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介绍，已有多位国外学者对此撰文关注。

“中国考古学已经构建了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时空框架，基本梳理了中原、东北、西北和东部沿海等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脉络。”37000cm威尼斯历史学院教授黄建秋介绍。

“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领域中做出了卓越工作，不仅揭示了黄河和长江流域在新石器时期的高度文明发展，也展现了中国突飞猛进的考古实力。”在辽宁、湖北、四川参加过考古发掘的日本九州大学教授宫本一夫表示。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同时也是人类共同的遗产。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需要更宏阔的国际视野。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贾笑冰介绍，中外合作考古发掘研究起步比较早，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主要是请进来，欧美、日本学者参与到中国考古学的发掘研究工作中；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赴外考古逐渐频繁起来，包括亚欧大陆文化交流、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中心考古等，比如2011年至2014年柬埔寨的吴哥古迹发掘，2015年的洪都拉斯玛雅文明的发掘与研究，2018年的埃及卢克索孟图神庙遗址群发掘。

“以前我们很少在别的文明古国开展考古工作，难以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彭小军认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考古学者走出国门，与外国同行进行交流合作，在互鉴中了解彼此文明的独特性与共通性。

“考古工作体现了强烈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必然会通过考古不断去得到揭示、阐释。真正的气派是立足中国的考古研究，是探索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意识。我们站在中国，要放眼世界，实现更高的水平。”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种建荣说。

“这些年，中国在科技考古、公共考古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赴外考古发掘也取得重大进展，我国由考古大国向考古强国转变。这推动中国考古学理论和技术能力的创新，构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考古智慧和力量。”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刘国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