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大运河诞生之后有诸多历史文献的记载，但是，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才可以揭示它的物理空间、物质形态、工程技术、相关要素以及无数的“故事”，从而呈现出大量不为人知的大运河的历史细节和蕴含其中的独特智慧，为大运河历史研究提供了珍贵实证资料。

同时，许多大运河世界遗产点、大运河专题博物馆、大运河遗址公园、大运河文旅融合景点景区、大运河数字展示、大运河研学等也离不开大运河考古成果的支撑。

大运河考古 用历史细节揭示大运河文化

大运河考古展现了大运河文化的丰富性、持久性、创造性，为传承、复兴、发展大运河文化提供着基础性研究成果。

“大运河文化”是由大运河作为“文化创造力量”所促成的文化体系，从21世纪初开始，大运河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经典符号和具有世界性地位的中国文化标识。大运河考古是揭示大运河文化的基础性学术事业。

大运河文化主要是指在大运河水系及流域于历史上所形成的文化廊道体系及当代对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发展体系。从文化形态上说，有大运河物质文化、大运河非物质文化；从时段上说，有古代大运河文化、近代大运河文化、当代大运河文化；从类型上说，有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大运河考古遗址公园、大运河文化生态保护区、大运河文旅、大运河文创等领域。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我们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大运河文化类型被发现。

大运河文化首先是一种历史形态的文化，考古学作为研究人类历史形态文化的基础性科学，它在发现、揭示、阐述、表达、传承、传播大运河文化方面无疑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中国所有自然大河几乎都是从西向东走向，黄河、长江、淮河、海河等无不如此。这是古中国文明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最大不同的地理背景。东西走向的自然大河及其流域创造了古中国文明，给中华文明不同文化板块的诞生、发展与碰撞提供了运动空间。但它也有缺点，就是容易造成南北阻隔甚至同胞分离：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几乎都会以淮河—长江为界。

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的统一与融合、中国国土的长治久安，都需要一条纵贯南北的水上大通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土地上唯一的南北贯通而且是连通所有东西走向自然大河包括海洋的大运河，实际上是一个人工重新建构的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巨型水系流域和水网系统。这是大运河超越“上苍之手”重构中华山河及交通体系的伟大创造性所在，它也是确保中华文明持续发展未曾断裂的重要支撑条件。

换句话说，大运河是契合中华民族需求，顺应中华文明内在发展规律，重构中国宏观山川水系，整合中华文明不同文化板块的伟大工程与动力体系。它的伟大性已经深深嵌入中华文明数千年发展进程之中，并且还会深刻参与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工程。它的举世无双的文化贡献需要我们今天用历史细节慢慢揭示和体会，需要我们用心灵去触摸和感知。这也是大运河考古与大运河研究的意义所在，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大价值所在。

里程碑式转化 从经济河到文化河

21世纪以来，文化战略成为世界性话题。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适应这一形势，开始高度重视文化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大运河的身份发生了里程碑式的转化，即从一般性运输河道转变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世界文化遗产”。

2014年6月23日，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中国大运河的价值评价是：“大运河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水利工程杰作。大运河起源古老、规模巨大、不断发展，适应了千百年来的环境，提供了人类智慧、决心和勇气的确凿证据。大运河是人类创造力的杰出范例，展示了人类在直接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巨大农业帝国中的技术能力和对水文地理学的掌握。”

列入世界遗产的是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各个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共包括河道27段，遗产点58处，涉及沿线8个省市的27座城市，河道总长1011公里。

中国大运河由于其广阔的时空跨度、巨大的成就、深远的影响而成为文明的摇篮，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大运河所处历史空间与我国当代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及雄安新区、黄河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带、淮河生态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及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一带一路交汇地等国家及区域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富有历史意义、当代意义和未来意义的重大国家文化工程，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国家级以文化为引领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项目。

大运河是中国的政治河、经济河、文化河。大运河得以成功，是由于中国先民充分利用了天然运道，把人工运河与天然运道相结合，体现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智慧和特征。在不同运道的连接之间，涉及许多水利水运工程技术问题，在每个节点上，都有诸多智慧性工程杰作。

不仅如此，湖泊与大运河也紧密相关，大运河与海运也做到了巧妙结合。大运河作为人工河流，之所以有那么大的作用，那是它借助于数以千计万计的自然河流、湖泊、海上运道的优势，构成了四通八达的水上运输系统，支撑着一个大国的物流体系。

大运河是改变中国经济文化结构的重大力量。

中国5000年文明进程中，早期的中心还是在中原至关中的区域。但到了唐代，江南税贡始占主体；宋代“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元明清江南区域成为国家经济文化中心；在“胡焕庸线”以东区域，大运河正居其中。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京津冀、长三角、长江经济带、沿海及东部发达地区等国家经济文化格局的出现。

大运河沿线的城市带即从北京到杭州、宁波，仍然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今天的南水北调东线、贯通中国南北的运河生态大走廊仍然在大运河一线。这也正是我们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所能找到的历史创造与现代文明的高度关联、古今一体，实现历史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及让文化遗产参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契合点。

运输遗迹考古硕果累累 更多领域期待“上新”

大运河考古涉及工程、地理、地貌、水文、水利、环境、交通、运输、城市、乡村、手工业、农业、商业、建筑、艺术、饮食、人物、中外交流等许多领域，是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考古项目，这对大运河考古的组织工作与学术协作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近20年来，中国考古界在大运河考古方面已经取得丰硕成就，包括对大运河文化空间及其文化遗产体系、大运河工程文化、大运河水运文化、大运河城市文化、大运河工商文化、大运河盐文化、大运河丝路文化、大运河名人文化、大运河艺术文化等方面的考古揭示。

（一）大运河工程科技文化考古

大运河是一项伟大的人工水运工程，属于文化性和文明性成就。其考古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揭示运河工程文化成就。第一是大运河河道本体考古，如河床、河堤等；第二是大运河水工设施考古，如船闸、水闸、水坝、水利枢纽等。学术目的主要是解决大运河河道在历史上的规模、变迁、工程技术成就等工程科技文化考古问题。

（二）大运河城市城镇文化考古

这是大运河考古与大运河文化研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我们需要区别一般城市考古文化研究和大运河城市文化研究。

（三）大运河运输遗迹考古

1.隋唐大运河黎阳仓遗址考古

2011年10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浚县文物旅游局合作，根据文献记载，对隋唐大运河黎阳仓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黎阳仓遗址的考古发现为中国大运河的申遗提供了隋代大运河（永济渠）开凿和利用的珍贵实物证据。

2.隋唐大运河回洛仓遗址考古

隋唐大运河回洛仓遗址位于隋唐洛阳城北1200米处，2004年以来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回洛仓遗址进行考古工作，确认了范围、布局等。回洛仓遗址的发掘展示了大型官仓的储粮规模和仓窖形制特征。这个考古发现为中国大运河成功申遗提供了隋代大运河开凿和利用的珍贵实物证据。

3.隋唐大运河含嘉仓遗址考古

隋唐大运河含嘉仓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北。含嘉仓的发现，为研究隋唐大运河与东都的关系及中国古代地下粮窖结构和储粮方法，以及研究隋唐时期对粮仓的管理制度、漕运情况和农业经济等提供了重要资料，也为大运河的申遗及相关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提供了重要资料。

4.镇江双井路宋元仓储遗迹、元代石拱桥遗址和运河遗址

2009年8月至2010年1月，为配合镇江市“双井路片区旧城改造”项目，镇江博物馆考古人员对该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先后发现了宋元时代大运河仓储遗迹、元代石拱桥和元代大运河遗址。运河、石桥、仓储、长江，四者有机一体，共同构成大运河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运河文化遗产的重大考古发现。

5.洛阳大运河一号、二号古沉船遗址

2013年9月，在河南洛阳偃师市首阳山镇义井村西南、洛河北岸的滩地上，发现一艘古代沉船。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此次发掘共清理出古代沉船两艘，为大运河洛阳段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

6.天津市张湾明代沉船遗址

张湾明代沉船遗址位于天津市北辰区双街镇张湾村东南，北运河河道拐弯处，在2012年4月北运河整治和考古过程中发现。在此次考古工作中，出土的金代钱币、元代瓷器、明代沉船与遗物以及清代丰富的生活器皿，清晰地反映出了文献记载中北运河的始建与使用的历史过程，为天津市大运河申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7.菏泽大运河古沉船考古

2010年9月，山东省文物局等单位对发现于菏泽国贸中心工程建设工地的大运河古船进行抢救性发掘。经考古确认，该沉船为元代木质河船，沉船内及周围共出土110余件文物，典型器物包括元代青花龙纹梅瓶、钧窑影青釉杯盏等，瓷器包括景德镇、龙泉窑、钧窑、磁州窑、哥窑等南北方不同窑口的产品。沉船保存基本完整，为研究元代大运河木船形制及制作工艺提供了科学标本；对菏泽地区漕运史、河运交通等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四）大运河工商文化遗迹考古

关于大运河的工商文化考古，最典型的就是瓷器的生产、物流与消费，构成了大运河工商文化的重要内涵。中国号称“瓷器之国”，而大运河水系则是中国瓷业生产最重要流通、消费渠道。在大运河沿线城市、城镇、乡村的考古中，经常出土大量瓷器，这些瓷器来自不同窑口，但它们都在大运河沿线流通。

（五）大运河海丝文化考古

在大运河海丝文化考古中，最经典的有三个案例。一是湖南长沙窑的考古发现，与河南巩义市黄冶窑考古发现唐三彩和唐青花瓷、扬州唐城考古出土长沙窑器及唐青花瓷器、印尼海域沉船发现六七万件长沙窑、越窑瓷器及唐青花瓷器相关。二是浙江龙泉市元明龙泉窑的考古发现，与江苏太仓樊村泾龙泉窑瓷器发现、韩国新安海底发现元代沉船及龙泉瓷器等相关。三是江苏南通如东发现唐宋国清寺遗址及日本第十九次遣唐使与高僧圆仁入唐求法线路考古、西安唐青龙寺考古发现等相关。许多原本看上去不相关联的事物，经大运河考古开展后，发现它们彼此间通过大运河形成了深刻的一体化关系，从而揭开了大运河海上丝路文化的丰厚内涵与崇高地位。

（六）大运河人物考古

扬州发现隋唐大运河工程的开创者——隋炀帝的陵墓，期待更深入研究。

（作者系37000cm威尼斯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37000cm威尼斯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