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国故之学的简称,指中国过去的学术思想,也称思想性的中华传统文化。国学的基础和核心是思想、精神、信仰以及伦理道德等规范。我们将这些内容称为“国学之道”。无形而有的“道”是相对于有形而有的“器”而存在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语),此之谓也。
“道器”是文化的两种存在方式。换句话说,文化是由“道器”两部分组成。通俗地说,文化包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文明包括物质形式的器物文明和精神方式的道理文明。这种精神方式的道理文明既反映在她独特的价值取向的选择上,又体现在她独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上。我们研究国学,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和使命就是要将内存于其中的“道”挖掘和呈现出来。诚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说:“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这里提到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三个概念非常重要,对于与所有中华传统文化相关问题的研究和实践都要首先对“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做到客观和全面的反映,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价值和意义上的判断。也就是说,只有基于客观、全面、历史、深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才能有根据地对她进行是否优秀、是否有意义的价值判断。总之,基于客观事实的价值判断才会令人信服。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上,在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问题上,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问题上,实际上都涉及到对思想性的中华传统文化客观全面反映的问题。我们在一个比较广泛的范围内对“国学之道”的揭示和研究所要做的正是要实现这种目的,从而也决定了这种研究是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孔子曾告诉他的学生说:“吾道一以贯之。”而作为中华民族之根的中华文明之道同样是一以贯之的。相对于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来说,我们是唯一可以自豪地宣称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悠久文明。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前就形成了阴阳观、生生观、天下观、大同观、和平观、自然观等思想观念;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前就形成了无神观、文明观、人文观、人道观、人本观、形神观、生死观、天命观、幸福观等人文精神;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前就形成了人性观、伦理观、道德观、家国观等道德规范;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前就形成了具象观、直觉观、类比观、和合观等思维方式;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前就形成了中庸观、天人观等理想境界。如此我们就可以在一个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来展开“国学之道”的全貌!人们可以通过这些丰富的内容来真正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和文明的特征,从而最终你可以真切感受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多么富有思想的民族。
中华传统文化和文明所有特征的获得都是由其共同的价值观所决定的。而这个共同的价值观则是由中华传统文化的“文观”奠定的。所谓“文观”是指“文”所包含的内涵及其意义。《说文解字》说“凡文之属皆从文”。我们这里更注重从思想文化意义上去理解。对于一切与“文”相关的问题,诸如“文化”“文明”“文艺”“人文”等问题都要依从、遵从“文”这个概念的规定及其意义来进行它们的活动。
“文”有多义,然有五义实为文之本旨要归。“物相杂,故曰文”(《周易-系辞下》),“文,错画也”(《说文》),所以“一而非文”就构成了“文”的第一个要旨;“五色成文而不乱”(《礼记-乐记》),所以“乱而非文”就构成了“文”的第二个要旨;“文,饰也”(《荀子-儒效》),所以“无饰非文”就构成了“文”的第三个要旨;“文犹美也,善也”(郑玄《礼记-乐记》注),所以“丑而非文”就构成了“文”的第四个要旨;“恶而非文”就构成了“文”的第五个要旨。总之,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凡是属于“文”的问题都需要依从“一而非文”“乱而非文”“无饰非文”“丑而非文”“恶而非文”这些总原则和总的价值取向去进行一切“文化”“文明”的活动。属于文化思想基础和核心的“国学之道”所有问题的展开必然依从着这一原则和价值取向!
“国学之道”中的思想观念表征着中华传统文化对天地万物、社会人事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从而体现着中华文明的现实智慧;“国学之道”中的人文精神表征着中华传统文化对人性、人伦、人道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从而体现着中华文明的心性智慧;“国学之道”中的道德规范表征着中华传统文化对责任、使命、幸福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从而体现着中华文明的道德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