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君子重天下大同理想的当代意义 儒家提出的“得天下有道”（《孟子》语），提倡的“平天下”（《大学》语），“天下为公”（《礼记》语），“天下文明”（《周易》语），“化成天下”（《周易》语），“天下大同”（《礼记》语）等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和理想追求，由此形成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对“天下”的修养，对“天下”的关怀，对“天下”的责任，都建立在“普”“大”“共”“同”观念之上的。所以老子才说：“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道德经》54章）。《礼记·礼运》才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天下”的内涵具有“道德”“人心”“文化”“文明”等意义。而如果从“空间”上给“天下”下定义的话，那也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规定的。也就是说，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所要表征的是在最广泛的空间里，在最普遍的意义上，在最共同的追求上的一种文化和文明的价值指向和归止。

唯其如此，才能读懂富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天下观”。所谓“平天下”是指让全社会的人都享有平等、平安、公平、和平的局面。所谓“化成天下”是指让全社会的人都获得符合人性的对待。每个人心性都得到净化，气质得到变化，每个人都要成就道德，成就人格。所谓“天下为公”是指全社会中的人皆应具备“公”的意识，即在任何处境下都要做到“选贤举能，讲信修睦”，都要做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所谓“天下大同”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都享有“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权利和福利。所谓“得天下有道”是指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得到普遍人心的归向，全体人民所欲的满足以及全体人民所不欲的不强加”，即“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孟子·离娄上》）。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指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就忧愁，在天下人享福之后才享福。考虑的是万民之忧乐，其最终目的是要为全体人民谋福利，求福祉呢！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指涉及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道德、人心、文化、文明这些大厦根基问题时，全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应负起自己的责任，绝对不可以因为你身处社会的底层而去推卸你应尽的责任。“天下兴亡”是涉及到全社会所有人的事情，不分地位高低，贫富贵贱都应负起这份责任。简言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要呼唤的是“天下兴亡，人人有责”。

君子的人格正是体现在其“公德”“同德”之上的。君子要具有“公天下之心”。“君子之为学，非利己而已也”（顾炎武语）。“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王阳明语），此之谓也。

全社会，全人类普遍价值的建立，全社会，全人类共同理想的追求需要有君子的垂范和引领。诚如《中庸》所言：“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则不厌”。君子的行动能恒久地成为天下共行的道理，他的行为能恒久地成为天下的楷模，他的言论能恒久地成为天下的天下的准则。离他远的人怀有仰慕之心，离他近的人毫无厌倦之意。君子早有誉满天下的美名全部的原因就在于他具备伟大的人格和宽广的胸怀。“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中庸》），此之谓也。君子能够做到敦厚恭敬，全社会的人就会效法他们而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平安、平等、公平、和平。“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中庸》），此之谓也。

君子之所以被称为君子，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君子有着宽广和博大的胸怀，有着深遂和高远的理想。交流中一定会有不同，互鉴中一定是各有其美，包容中一定是承认差异。所以这些都要有一种“和而不同”的气度，都要有一种“坦荡荡”的胸襟。“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周而不比”（《论语·为政》），“君子坦荡荡”（《论语·述而》），此之谓也。正是这些心系“天下”的君子情怀，才有了我们现在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主张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的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这都与君子人格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性。

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天下之事是所有人之事，实现所有人的整体利益和普遍幸福，就叫做天下大道，天下大同。中国共产党人乃是当代的君子，他们所要实现的事业是代表着“天下大道”和“天下大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其宗旨；“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是其信念。

伟哉，君子！伟哉，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