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仁统艺为君子。在礼乐射御书数“君子六艺”中，“礼乐”二艺兼容形而下之器与形而上之道的双重属性和功能。作为具体的行礼之器，外在的礼节之仪属于“器物”“外貌”层面的存在，但是“礼”还有其自身的“理”的内容，这一内容就是“行”。“《礼》言是，其行也”（《荀子-儒效》），此之谓也。作为具体的演奏之器，外在的舞蹈之姿属于“器物”“形式”层面的存在，但是“乐”还有其自身的“理”的内容。这一内容就是“和”“善”。“《乐》言是，其和也”（《荀子-儒效》），此之谓也。“乐者，圣王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荀子-乐论》），此之谓也。作为六艺的“礼乐”所要实现的目的使民众和谐，人心向善，这一道理是不可变易的。荀子说：“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荀子-乐论》）。在儒家看来，通过制礼可以节制事情，通过习乐可以引导心志。“制礼以节事，修乐以道志”（《礼记-礼器》），此之谓也。这一意义上的礼乐乃是一种文明的象征，乃是一种君子的风范。荀子说：“故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口不出恶言”。此三者，君子慎之”（《荀子-乐论》）。

在君子六艺中“礼乐”本身所蕴含的“理”相较于“射御书数”来说要丰富得多。虽然君子六艺从总体上来说都要以“道德仁”三者为其根本和依据，但是作为一种更能够反映一种文明载体的“礼乐”，它们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了更内在更高远的规定。换句话说，对于“礼乐文明”所要立志的方向、所要根植的内心、所要依凭的道德必然地要提出更严格的前提式的规定和加强！

具有道器合一、理艺相即特征的“礼乐”之器之艺，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它毕竟处在“器”“艺”的范围之内，毕竟是作为“君子六艺”的课程来加以规定的。这也就决定了这种自身具有“形而下者”属性的“礼乐”，还是需要比它更高的“形而上者”的存在加以统摄。换句话说，虽然君子所游之六艺皆需要在“道德仁”的统摄下，但是六艺中的“礼乐”二艺则更需要给予更根本、更基础、更普遍、更内在的“形而上”的关照。

“道德仁”三者较之于“礼乐”来说是一种更内在的存在。作为本体存在的“道”，是一切存在的根源和根据。它的特点在于无形无相；作为一切存在的根源和根据存在的“道体”一定要通过具体的万物万事之不同的属性而得到体现。这一属性式的存在就是得道之德呢。它的特点在于无形而有相。要之，道是体，德是相，而二者都是内在的存在。作为体之道和相之德的“道德”要成为有形的存在，成为具体的德行，那么一定要由一种“行”“用”性的存在者出现，这个存在者便是“仁”。由此可见，作为统摄于“艺”而存在的“道”“德”“仁”于是就通过“道之体”“德之相”“用之仁”之“体相用”三者体现其性呢！因为仁是半内半外的存在，它又是用之总，所以内在性的道与德正是依靠着仁的发用和行动得到具体外化。

六艺的礼乐相对于仁是用之别，是行施仁爱之具。“仁”是君子所务之本；礼乐之艺则是君子所务之器，所行之用，所务之事。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孔子谈到“礼乐”的实质的时候，在论述“礼乐”与“仁爱”的关系的时候，就非常明确告诉人们，“礼乐”不是指的那些纯粹的器物。“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意思是说，礼呀礼呀，仅仅说的是玉器和丝帛吗？乐呀乐呀，仅仅说的是钟鼓等乐器吗？孔子通过这种反问来揭示礼乐的本质在于超越外在形式的内在精神。而这种内在精神恰恰由“仁”来作为前提的。由此孔子又进一步反问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的话，那么怎么来制定礼和遵循礼呢？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的话，那么怎么来创作和对待音乐呢？仁是礼乐的基础和核心。仁是人成为人的根据所在。“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此之谓也。仁也是君子成为君子的根据所在。“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此之谓也。

对于人来说，其内在的“道”与“德”都是要通过“仁”来得到反映。“道德仁艺”四者只是仁耳。换句话说，人之体、人之相都表现为仁。仁源于德，德源于道。所以，人类的所有活动和行为，都要由“仁”来加以指导才能够实现其意义和价值。包括“礼乐”在内的君子六艺都是“道德仁”，尤其是“仁”的工具。儒家学说，君子六艺均以仁为本。由仁发艺，以艺护仁，以艺养仁，仁艺相得，喻如根干互滋。如此才是君子“游于艺”的最高境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