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地区是中西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地带，以张掖金塔寺、文殊山和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河西石窟是佛教石窟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在中国石窟寺框架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的重要指示和“9?28”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 2023年8月6至9日，在甘肃省张掖市召开河西石窟与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

会议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甘肃省文物局、张掖市人民政府主办，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学学会、张掖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承办，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甘州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临泽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肃南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协办。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敦煌研究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四川大学、37000cm威尼斯、浙江大学、早稻田大学、台湾大学、台湾佛光大学等考古科研机构和国内外高校的11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开幕式由张掖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安维国主持。

张掖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尚友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甘肃省文物局副局长仇健做会议致辞，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副所长魏迎春代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致辞。

尚友俊代表张掖市委市政府，对研讨会的开幕表示热烈祝贺，对各位领导、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张掖地处丝绸之路中段，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也是佛教东传的重要节点，占据中国石窟艺术的重要地位。张掖地区的马蹄寺石窟群、文殊山石窟与麦积山石窟、天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等著名石窟共同构建了一条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石窟寺文化艺术走廊，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开放、包容，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他表示今后将继续坚持石窟寺的保护、利用，高质量完成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坚持传承、创新，深度挖掘、阐释、传播石窟文化艺术，编辑出版石窟艺术丛书。文化需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他表示本次会议对进一步拓展河西文化研究领域，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建设全国前列的文化高地，推进民族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他衷心希望各位专家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挖掘城市的历史文化、历史魅力，不断将河西石窟的保护、利用和艺术价值推向新的高度。

河西走廊自古为中西交通要道，河西一带的佛教历史上曾有空前的发展，河西石窟见证了中外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开放与包容，提升石窟寺保护管理和展示利用水平、做好考古研究工作，是基础是关键。沈睿文表示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刊布，石窟寺已成为考古学、艺术史、图像学、社会史等学科学者共同关注的课题。正如徐苹芳先生所指出的，考古学家们从事的关于中国石窟寺的研究是可以成为中国艺术史学家对中国石窟寺研究的基础的，有没有这个基础对艺术史研究十分重要。他简述了对石窟寺考古的几点思考：第一，考古学的清理和记录，是关于如何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第二，多学科交叉研究已是科学研究的常态，佛教石窟寺考古也不例外，当前尤其要探索科技手段在佛教石窟寺考古中的应用；第三，将石窟寺遗址置于交通网络、人居环境中予以考察，探讨遗址与附近相关聚落，比如跟村落、佛教寺院之间动态的互动关系；第四，在新时代对石窟寺考古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具备更为全面的知识结构，对石窟寺进行不同学科面向的综合研究，将石窟寺置于时代的整体文化中加以考察。

张掖地区人杰地灵、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历史文化积淀厚重，从汉代河西四郡的创立，张掖就是中原王朝经营古代西域地区的重要基地，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外来文化与中原本土文化在此交流碰撞，特别是佛教的传入，直接催生了灿烂多彩的石窟寺艺术。以马蹄寺石窟群为代表的石窟造像，从北朝跨越到明清时期，时代跨度较长、内容极其丰富，非常全面地展示了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魏迎春教授提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已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敦煌学硕士、博士、博士后科研人才培养体系，经过40多年的建设，敦煌学研究所研究团队在丝绸之路历史出土文献和丝绸之路宗教艺术等方面完成学术著作多部。研究所与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长期以来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双方合作基础扎实，已联合出版多部学术专著。此外，石窟艺术也是研究所长期以来的研究重点，研究范围从甘肃扩展至新疆、陕西、四川、宁夏等地区。作为主办方之一，她衷心感谢多年来各位专家对研究所的帮助，也请大家继续不遗余力地支持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发展。

甘肃处于古代丝绸之路黄金地段，也是古代中原和西域、东方和西方之间贸易往来、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重要舞台，带有鲜明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区域特点。在保障中西方民族、文化、技术和商品交流的同时，创造了众多宗教、外交、商贸和艺术的文化价值。以敦煌莫高窟、马蹄寺石窟群为代表的53座石窟寺分布在河西的5市14个县区，自西向东形成了一条亮丽的石窟艺术长廊。仇健表示做好石窟寺数字保护管理是全省文物工作的重中之重，已在场地保护、操作编程及石窟寺保护体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初步构建了具有甘肃特色的石窟寺保护利用体系。他表示甘肃省计划未来发布河西走廊国家文化遗产协作行动计划，为河西走廊文化保护和东西文化交流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他希望各位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共同助力河西文化保护和中西文化交流再上新台阶，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独特的力量。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裕群、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副所长魏迎春代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巍分别做主旨发言。发言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李崇峰主持。

李裕群以《从邺城到晋阳——山西和顺海眼寺石窟之考察》为题做主旨发言。他简述了海眼寺的具体情况，通过对洞窟形制、造像样式和题材内容的系统分析，认为该石窟开凿年代应在北齐晚期。海眼寺石窟明显受到来自邺城响堂山石窟和太原天龙山石窟的影响，尤其是邺城影响更大，如第3窟主尊三坐佛与北响堂南洞和天龙山第16窟一致，八身飞天与南响堂第7窟一致，窟顶大莲花图案与北响堂南洞一致，第3窟和第4窟的八角束莲龛柱也是响堂山石窟的流行样式。但神王题材是目前山西境内唯一有明确身份标志物、不见于天龙山石窟、而流行于响堂山石窟和邺城地区出土石刻造像的造像题材。第1窟作为主尊的二佛并坐像，见于北响堂南洞窟顶覆钵内，在太原则见于天龙山第10窟和悬瓮寺石窟，由此可以判断这种雕刻题材在同时期石窟中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第1窟钩钮式大衣也见于太原童子寺佛阁造像，因此，太原的因素也同样重要。

魏迎春代郑炳林教授以《敦煌：汉唐与西域交融的都会——基于敦煌出土汉唐文献的考察》为题做主旨发言。西汉置敦煌郡就是为了通西域，因此敦煌“郡通西域孔道”，是中原王朝与西域地区交往的必经之地，西汉晚期敦煌交通由阳关道变成南、北两道，隋代出敦煌有三道，这种情况一直到归义军时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从文献记载来看，西域地区的牲畜、物种和特产等都是经由敦煌进入中原地区的，而中原的物种西传也是经由敦煌西行的；敦煌是西汉对外贸易的国际都会，这种都会的形成是在西汉政府扶持和培育下发展起来的，《续汉书?郡国志》引《耆旧记》称敦煌是华戎交汇都会所在，汉武帝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西汉设置敦煌郡之后，将中原地区大量百姓以移民实边、流民实边、罪犯徙边和屯田敦煌等各种形式移民敦煌，这些来自中原不同地区的移民也将中原的风俗文化带到了敦煌。

霍巍以《西藏西部佛教石窟艺术发展的三阶段》为题做主旨发言。他将佛教传入西藏分为两大历史阶段：前弘期佛教（公元8世纪至9世纪）和后弘期佛教（公元10世纪以后）。1076年，佛教在阿里地区重新点燃了复兴之火，史称“上路弘法”，自此进入后弘期佛教时期。从这一时期直至17世纪30年代古格王朝灭亡，历经六百余年，佛教在阿里地区绵延传承不绝。他简要介绍了西藏西部佛教考古简史，将西藏西部佛教石窟艺术分为三阶段：一，10-13世纪，该阶段风格来源主要为克什米尔和西北印度、中亚地区，题材多为各类曼荼罗，代表遗址有皮央79号窟、聂拉康石窟等；二，13-14世纪，该阶段风格来源主要为尼泊尔、东北印度、卫藏地区，题材以各种神佛组合为主，代表性遗址有帕尔嘎尔布石窟、邦察石窟等；三，15-17世纪，该阶段风格基本定型，本土化已完成，题材多为大幅佛像和各部类菩萨像，各教派特色鲜明，代表性遗址有查宗贡巴、皮央32窟等。

会上，72位专家学者分8组围绕石窟考古报告的整理编写、河西十六国北朝石窟的营造、河西佛教与社会史、西域及东亚其他地区佛教遗存研究、佛教图像的流传、石窟寺保护利用与数字化、石窟寺遗址考古调查成果、石窟寺考古理念与方法等议题进行了集中汇报和热烈讨论，对深化、拓展河西石窟的研究广度与深度、河西石窟与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引起了石窟寺和汉唐考古领域学者较为广泛的关注。。

闭幕式由张掖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许元主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李崇峰做学术总结。

许元对各位学者与会议筹备组的辛苦付出表示感谢，他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多提宝贵建议，为搭建石窟寺研究的学术交流、研究和思考平台贡献力量。他表示本次会议交流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形成了很大影响，会议期间收集到学术文章68篇，形成了一批有质量、有水平、有实践指导的学术成果，这些具有智慧性、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必将对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研究，让文物活起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最后，他再次对与会嘉宾的到来表示感谢。

李崇峰总结指出中国石窟寺集建筑、雕塑和壁画为一体，历史底蕴雄浑厚重，文化内涵博大精深，艺术形象美轮美奂，是中华文化传承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佛教和佛教艺术从新疆向东传播，首先抵达河西走廊，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自魏晋以来一直在凉州。不过依据《隋书》推断，张掖在当时也是一处重要的国际商贸城市。本次会议共提交论文68篇，内容非常丰富。从作者的年龄结构来说，大量作者是青年才俊，表明我们这项事业后继有人。这次会议文章可以大体分作两类：一，石窟寺的正规记录，二，石窟寺专题研究。前者数量较少，目前国家高度重视石窟寺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国家文物局制定了《中国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2021-2035年）》，并启动了石窟寺考古重大项目和重点研究方向，其中重大项目主要包括石窟市考古报告编写和出版。希望各地石窟寺管理保护和研究单位，尤其是世界遗产地的管理和研究单位，真正把石窟寺正规的考古记录完善起来，进一步提炼、整理、出版一系列中国石窟寺考古报告。此次会议的专题研究，从时空角度来说，除了甘肃地区的石窟寺之外，还涉及到新疆、山西、河南、浙江、四川地区的石窟寺，以及印度、巴基斯坦、柬埔寨和日本等国的佛教遗存；从时间跨度上看，从公元1世纪一直延续到14世纪；从内容来看，涉及中外交通、民族交融、遗产保护、外来影响、建筑流派、日本造像、佛教信仰、天竺禅修、佛塔演变、造像技法及摩尼教图像等，此外还包括石窟寺研究方法论，其中关于题材内容方面的文章至少有25篇。他建议与会学者在会议讨论和交流的基础上，认真修改各自文章，使之更加完善，以期对河西石窟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有较大的贡献。他信奉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论文是有生命的，希望多年后，这次会议的论文还能被后学精读、熟读甚至经常引用。最后他再次对张掖市文旅局、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为大会做出的精心准备和周到安排表示感谢。

会后，与会学者乘车前往金塔寺石窟进行实地调研，现场对该石窟的窟前遗址、石窟营造规划理念、开凿时间及重修改建过程、造像组合与题材、造像样式源流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进一步深化了对金塔寺及河西早期石窟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