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游于艺者为君子
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体现在思维方式上那就是主张本体与作用,本体与现象,本性与发用,形上与形下,内与外等的“合一”“不二”。所谓的“合一”“不二”就是强调形成关系的双方是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互贯通而不可分离的。天人关系是这样,知行关系是这样,情景关系是这样,形神关系是这样,德行关系是这样,道器关系是这样,由此形成与西方文化不同的特殊表述方式:天人合一(天人不二),知行合一(知行不二),情景合一(情景不二),形神合一(形神不二),德行合一(德行不二),德艺合一(德艺不二),道器合一(道器不二)。
(一)道器不二乃君子。“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是孔子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字面意思当然是指君子不可以像只有某一方面的具体用途的器具那样。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作为一名君子不可以拘泥于具体,不可以局限于有形,即不可以被有限的具体器物所限。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追问的话,必然会领悟到孔子这句名言所蕴含的深义!即君子如何才能够做到“不器”呢?答案当然是“道器不二”。实际上,“道器不二”是有着以“道”统“器”、“器”以“道”为本的意义。《周易》首次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论断,其义既突出道器不离,更强调以道为体,以道为本。“道”是本体,“道”是根据,“道”是方向。
道是无形的存在,器是有形的存在。任何有形的器物、器件都应以无形的思想、观念、精神和信仰为基础和根据。有了道才会有方向,有了德才会有据守,有了仁才会有依循。而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器”“艺”“才”“专”能够畅游、展现、表现其性的必要前提。这样的关系恰恰被孔子所突出和强调,并成为以后规定和定义君子的内外属性之原则和标准。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道”“德”“仁”“艺”诸项是统一、合一而不可分离的,而能够将其统一的主体者当推“君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有德有才者视为是对于君子的规定和定义的原因所在。有德有才者谓之君子,如果用现在的话说就指那些德才兼备、德艺双馨、进德修业、又红又专的人。总之,能将有理想、有境界、有人格、有道德与有才干、有才能、有才艺、有才华完美结合的人就是君子。
“志于道”就是志向于道,内心呈道。这是解决君子内心所系问题、内心向往问题,一句话是解决“方向”问题。道就是本心,就是真性。它湛然光明,寂然不动。此道就是“大学之道”,它包含三项内容:一“在明明德”,二“在亲民”,三“在止于至善”(《大学》)。“至善”就是“至境”,归止于此境即为“志于道”;“据于德”就是据守于德,外行循德。这是解决君子外行所据问题,外行所循问题,一句话是解决“行为”问题。德就是得于道者,内心得道者也。朱熹说:“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则终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论语集注》)。内心得道且求行道于天下即为“据于德”;“依于仁”就是依靠于仁,不违背仁。这是解决君子情感所依问题,与对象相处之道问题,一句话是解决“准则”问题。仁就是心德之全而能博爱亲近对象。《说文解字》说:“仁,亲也”。可见,仁者就是人与所有对象的亲爱、亲近、亲切、亲密、亲热、亲和的相处之道。
而确立了“志于道”的“方向”,树立了“据于德”的“行为”,建立了“依于仁”的“准则”以后,即有了方向,有了行为,有了准则,有了“形而上者”之“道”以后,接下来当然地就要解决“形而下者”之“器”的问题了。作为思想、观念、精神、道德、信仰的“道”所要落实的“场所”,被儒家称为“艺”。“游于艺”是也。所谓“游于艺”就是优游于才艺,通过沉潜涵泳才艺来展现和体现大道、广德、至仁。
志道、据德、依仁、游艺是儒学学问之条目,亦是君子综合素养之体现。朱熹说:“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日本学者伊藤斋说:“道者,人之所由行,故曰‘志’;德者,人之所执守,故曰‘据’;仁则近而见于行者,故曰‘依’;艺,不可不讲,亦不可泥,故曰‘游’。此四者,虽有大小之差,然道之本末终始,一以贯之,故夫子次弟言之”。
“道德仁”是君子所务之本;“艺”则是君子所事之余。那么,作为君子之余事的“艺”的内容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