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西安讯 近几十年来，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件盛事。出土文物和古代文献的再发现，为相关学术研究拓展了一个新天地。7月18日，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西北大学共同举办的“考古新发现与唐代文化研究的新议题”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积极探寻文化传承发展方法路径，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西北大学副校长常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37000cm威尼斯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程章灿，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拜根兴，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杜晓勤先后致辞。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王小蒙主持开幕式。

长安作为唐王朝的都城所在地，见证了唐朝近三百年的历史兴衰，是唐代文化的典型代表，具有得天独厚的文物资源，也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西安地区的出土文物为唐代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材料，尤其是大量墓志的出土，对探究唐人生活与精神世界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常江在致辞中表示，今天的西安因历史的长安而成为唐代文化研究重镇，围绕着唐都长安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唐代文物与文化等相关问题取得了诸多学术成果。这次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对促进相关领域研究者关注新材料有着重要意义，对促进西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着积极意义。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考古是新材料发现的重要途经。考古使埋藏了千年的遗迹重获新生，让历史拥有了未来。在孙周勇看来，考古不仅仅是在挖掘传统文化，更是我们认知世界的一扇窗。考古就是阅读大地，已经出土的柳公权撰书墓志为研究柳公权书法提供了重要材料，这些材料从考古、历史、文学、书法多角度进行解读，推动历史、文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随着石刻墓志的不断发现和增多，体量和规模已经形成了和传世文献相匹配的容量。大体量的石刻文献结合在一起，彼此之间的关联与互证，使得学术界可以更立体化地认识古代社会与古人生活，发现历史的更多细节。结合自己多年在唐代石刻刻工领域的研究，程章灿谈到，自己撰写的《石刻刻工研究》以及《作为物质文化的石刻文献》两部书中用到的很多石刻材料都是由陕西考古界提供的。他提出，海量的石刻文献之间往往具有关联性，研究者应当注意这种关联性。

拜根兴近年来关注中韩学界石刻碑志的研究动态，对七至十世纪石刻碑志开展精密校注及研究，完成了《七至十世纪朝鲜半岛石刻碑志整理研究》，基本上反映了七至十世纪朝鲜半岛金石文献的全貌。

考古新材料对文学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杜晓勤回顾了自己读书期间参加黄永年先生古籍整理相关课程的学习情况。他指出，黄永年先生的“碑刻学”，不是有些人理解的是讲述出土碑刻资料，而是讲授赵宋以来的碑刻学知识传统，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些已成为传世文献组成部分的碑刻资料。杜晓勤还回顾了多次前往碑林博物馆学习的经历及自己撰写《从阿史那忠墓志考骆宾王从军西域史实》的过程。

柳公权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其书法吸取了颜真卿、欧阳询之长，自创“柳体”，以骨力劲健见长，后世有“颜筋柳骨”的美誉。他与欧阳询、颜真卿、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2022年10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长安区清理发掘了3座唐墓，其中一座墓葬里出土的一方墓志是由唐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柳公权撰文并书写。墓志长76.7厘米、宽77.1厘米、厚14.5厘米，墓志正面刻字42行，满行45字。根据墓志内容，墓主为唐通议大夫守左散骑常侍严公贶，其父为唐中期名臣严震。严公贶的妻子为河东柳氏，是柳公权“从父女弟”，即堂妹。严公贶逝世后，他的长子严脩穆请舅舅柳公权为严公贶撰书墓志铭，此时柳公权已71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陈徐玮向与会专家介绍了长安出土的柳公权撰书墓志的基本情况，并说明了该项发掘对厘清冯翊严氏家族谱系及其与河东柳氏的姻亲关系等问题的重要意义。陈徐玮说，本次发现的严公贶墓志是现存唯一经考古发掘、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柳公权晚年撰书的墓志，不仅补充了缺载的严公贶生卒年份、仕宦经历等信息，完善了严氏家族谱系及其与河东柳氏的姻亲关系相关信息，也为研究柳公权书法艺术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西北大学教授李浩通过对《严公贶墓志》《卢淑墓志》的细致考察，进一步阐释了严氏父子在中唐奉天之难、刘辟之乱中的作用，细化了相关人物的生平经历和相互交游。并从严公弼、严公贶兄弟都以《汉州西湖》为题诗作切入，指出多位诗人共同构建了汉洲房公湖的文化记忆。他还据此考证了柳宗元为严公贶撰《送严公贶下第归兴元觐省诗序》的时间，提出严震家族与权德舆家族、柳公权家族、唐款家族通过联姻建立起的社会关系网。这个研究案例展示了考古新发现多角度深化发掘的可能性，对史料溯源、史事互证与史实挖掘提供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参考。

唐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时代之一。国力强大，文化繁荣，处处呈现兴盛、兴旺的景象。大唐帝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物质财富，也拥有世界上最灿烂、最辉煌的精神财富。诗歌、乐舞、书法、绘画、雕塑、建筑、园林，在当时的世界上毫无争议地处于最高水平。我院教授徐兴无结合柳公权书法，探讨了唐楷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并重新阐释了“颜筋柳骨”的书写特征和美学特色。文物出版社原总编葛承雍教授运用陕西汉唐石刻博物馆公布的唐代椁壁石屏风画，印证了唐诗所载的仕女手持金丝鸟笼的真实状况，为理解“图像证史”“以诗证史”的细节提供了重要案例，提出传统文学叙事转化为空间图像叙事是探索学术前沿的重要途径。浙江大学教授胡可先介绍了运用诗人墓志与传世文献进行对比研究的成果，结合典型案例指出墓志在记载诗人政治浮沉、读书治学、思想变化、科举生活、宗教生活、文学成就等方面重要的史料价值。汉阳陵博物院副院长李明介绍了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北周墓葬——大野贞家族墓园，并根据出土的李贞碑指出《新唐书》宗室世系表记载的多处缺误。中华书局朱兆虎编审以“慵”字为例，探讨了将墓志碑刻、传世文献、敦煌写本结合进行墓志体例整理的新思考。

与会学者认为，对新材料的关注、对新方法、新技术、新视角的预流，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向。本次研讨会呈现了近年来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的新突破、新成果，是一次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学术交流。陕西近年来新发现了上千方的古代墓志，作为学者应对这些材料保持敏锐性。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作为唐文化研究的重要阵地，此次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联合主办学术研讨会，正是打破人为壁垒，推动跨学科跨领域合作、推进考古新材料综合研究的积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