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新技术加速迭代，新方法、新视角不断涌现的背景下，我国新闻传播学科正处于自主意识逐渐增强、学科创新不断推进、转型升级迫在眉睫的关键时期。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科，成为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关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不断涌现，使新闻传播学研究日益深化。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努力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才能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持续创新。

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新闻传播学变革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为信息传播带来了新的可能，也为新闻传播学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和方法。7月2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第十届闻天论坛”上，与会专家表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挖掘与分析数据、自然语言分析、智能推荐、社交网络分析等方面为新闻传播学提供了重要支持，从而帮助学科更好地研究信息传播规律，提高媒体内容分析的速度与效率。同时，它还帮助深化了对用户行为模式以及网络传播机制的理解，更好地分析社交网络复杂关系和结构，更科学地评估新媒体产生的社会影响。

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了信息文化的深刻变革，也带来了更为深入的传播学思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周葆华认为，在传播学领域，任何一种新技术的出现都有可能带来传播学理论的革新，所以我们更需要关注理论概念，而非技术本身。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风险问题、相关的审计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既存传播体系的关系等，已经被传播学界作为研究对象引入讨论。我们应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概念化，并掌握其所具有的方法学意义。

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ChatGPT的诞生，意味着人机交往进入了新阶段。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洪忠表示，作为一个平等交流的工具，ChatGPT对传播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两大技术突破在于开放域的多轮对话和生成型对话，其依赖的GPT大模型应用正在井喷式发展，在新闻传播、学习教育、金融经济、文化娱乐、广告营销、医疗健康和智能办公等领域均有产业布局。在未来大模型生态竞争的影响下，“对话即平台”成为现实，媒介的竞争会产生更为革命性的变化。

在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的当下，传播研究在我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研究问题不断深化。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提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数据逻辑和人机关系，为人类文明观带来了诸多挑战。它可以处理海量数据，做到模式识别，在分析中提供了跨文化和历史的视角，但同时也给传播研究带来了诸如数据偏差和误导、人类主观性的缺失以及技术所带来的风险等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未来在媒体行业的落地，将使得策、采、编、审、发、评的应用成为可能。

未来的人机传播微观且动态，每个用户使用人工智能工具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从而产生了“千面AI”。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建国表示，面对颗粒度更加细腻的传播学用户场景和行为表现，人工智能研究面临着研究方法普遍适用性上的挑战。同时，需要加强传播学人工智能伦理研究，从人工智能公司、设计、人等各方面研究如何更好地处理人机关系。此外，随着人工智能体越来越多地成为人类的沟通对象而不仅是渠道，“人工智能素养”（AI literacy）的培养愈发重要，我们在开展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要培养明智地与机器互动、建立健康有效人机关系所需要的新闻传播学知识和技能。

智能应用驱动新闻传播学科自主发展

伴随着技术更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得到广泛拓展，人机关系的重塑也对传统传播理论与实践带来巨大影响，智能传播的大规模应用将促使新闻传播生态发生根本性变革。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聚焦中国问题与中国实践，探讨如何建构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成为当务之急。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以技术推动为契机，重新思考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本质、概念问题，学科转型升级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等问题，将有助于实现新闻传播学科的创新发展。

技术的进步将助力中国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为建构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起到重要支撑作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向芬看来，将技术作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推动力，需要把握技术与实践、技术与创新这两对关系。对于新技术的观察与解读，当前中西方学界处于竞逐态势，中国新闻传播学者要紧扣时代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不断形成解决重大而紧迫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从而推动建构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中国自主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尤为重要，系统研究和掌握技术前沿，有利于通过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更具竞争力。

当前，中国传媒业处于结构性的变革时期，人工智能媒介技术加速革新，新闻传播学学科面临着学科转型升级的历史任务。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廖圣清表示，近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效明显，知识体系外在环境更迭加快，跨学科研究比例不断上升。推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离不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我们要持续加强智能传播研究，促进知识的积累与流动。

中国传播学的学科界定需要基于新时代推进“三大体系”建设，追求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对接国际化发展诉求等实际需求，研究中国和世界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实践和理论学术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原所长徐清泉提出，中国传播学可以划分为理论传播学和应用传播学，分别关注“道”的研究和“术”的研究。尽管新闻学和传播学彼此间始终存在着相辅相成的交叉重叠互动关系，但是二者具有相对独立性，在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间的错位分工也始终存在。目前，中国传播学同时面临着难得机遇和各种挑战，应当形成“一统多元多样”的包容开放创新发展格局，通过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持续赋能，在原创思想产出和国际话语权方面实现能效大幅提升。

深入理解智能媒介技术本质，结合我国具体实际，聚焦好时代新问题。37000cm威尼斯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申琦提出，我们既需要理论的深化，也需要脚踏实地的实证研究，要用实证数据去回应理论与现实问题，使学术研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与预测力。在方法上要注重理论研究的本土化，从本国的社会文化和实际需求出发，挖掘与国情、民族和文化特色相符合的传播理论和实践路径。同时，要重视并利用好智能科技的推动作用，充分认识和利用新技术在信息传播、受众行为和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变革力量，促进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新闻传播学的国际视野下，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努力实现新闻传播学科的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