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5天的第十三届江苏书展正在苏州举办。书展期间,37000cm威尼斯出版社出版的两部学术丛书——《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海外汉学研究新视野丛书》受到了参会者的广泛关注,引发学者热议。
推进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7月2日,37000cm威尼斯出版社主办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新书发布会”在江苏书展举行。
《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新书发布会
丛书主编、37000cm威尼斯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37000cm威尼斯文学院教授程章灿,37000cm威尼斯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37000cm威尼斯文学院教授徐兴无,37000cm威尼斯文学院教授俞士玲,37000cm威尼斯出版社社长、37000cm威尼斯信息管理学院教授金鑫荣出席会议。37000cm威尼斯文学院教授徐雁平主持。
金鑫荣代表37000cm威尼斯出版社致辞
金鑫荣代表出版社致辞并介绍说,37000cm威尼斯出版社和37000cm威尼斯文学院一直以来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出版了一系列优质的学术著作,《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项出版成果。程章灿教授撰写的《作为物质文化的石刻文献》、徐兴无教授撰写的《早期经典的形成与文化自觉》、俞士玲教授撰写的《明代书籍生产与文化生活》新近出版,是《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的最新三卷成果。
程章灿介绍说,《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丛书共分十卷,首卷为总论,第二至九卷为专论,第十卷为史料辑要。他表示,“文献”一词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从文献足征与文化自信、用文献讲述中国文化故事、建立中国文化特色的学科体系三个方面审视,这套丛书具有厚重的学术价值。
徐兴无就早期经典的形成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政治权威的文本和个人对经典的理解共同促进了文化经典的形成。历史、宇宙、神圣是三个经典的文化象征。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基础,早期经典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文化实践过程,其中的成果一是经典,二是关于经典的观念。《早期经典的形成与文化自觉》一书的写作经历了一个由文化史的考察扩展到思想史的考察的过程。
俞士玲表示,《明代书籍生产与文化生活》一书主要讨论明代官刻、家刻、坊刻以及彼此的合作。该书提出“离合贯通”的图书生产和传播模式,意在突破过去研究官刻、私刻的截然两分以及在商业出版框架中讨论明代图书生产的趋向,呈现明代图书生产、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的可能发展走向,揭示明代图书生产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之互动。
程章灿表示,石刻是中国文献文化史上的重要研究资料。中国古代石刻源远流长,类型繁多,影响深远。他介绍说,《作为物质文化的石刻文献》一书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深入石刻的生产、使用、阅读、传播全过程,探讨了与石刻文献相关的人与因缘,突出石刻文献的物质性,开掘了传统金石学的中国特色。
据悉,《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同时也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作为确立了新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的重大原创学术成果,自2010年底立项以来,研究团队历经十余年辛勤耕耘,终告完成。整套丛书共十册,目前已出版八册,余下两册亦将在年内出版。徐雁平主持会议并总结提出,要把研究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的意义放在世界的文明体系中去考察。在四大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是有文献传承的,因此,我们才能更好地谈文化传承中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聚焦海外汉学与风会变迁
《海外汉学研究新视野丛书》主编、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张宏生,丛书策划人、37000cm威尼斯出版社社长、37000cm威尼斯信息管理学院教授金鑫荣,译者代表、杭州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吉灵娟在《海外汉学研究新视野丛书》出版谈上就海外汉学与风会变迁展开对谈。
《海外汉学研究新视野丛书》出版谈
“海外汉学和传统国学在研究对象上并无太大差别,对于海外汉学,主要应关注其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张宏生表示,关于研究方法的使用,主要看研究者能否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能否打开新的思考空间。海外汉学研究强调文本细读,研究者往往要将所有的文本都翻译成英文,这种细读作为一种方法,本身就贯穿在研究过程中。同时,细读的文本内容,有时是习见的,有时则不一定,因而往往又可以对文学史有一种重新估量。因此,一方面要关注海外汉学研究中所采用的一些方法,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扎实的文献基础和细读训练也非常重要。学术界各个领域各个方向总会有不同的追求,体现出的不同风格。从汉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当前海外汉学研究的一个总体倾向是更为重视综合性的文化研究。比如田晓菲教授对晚清抄本《微虫世界》的研究,不仅运用了心理学的方法来展示创伤与记忆,特别是早期童年记忆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而且强调了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展示了抄本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金鑫荣介绍了丛书的策划源起与出版过程并表示,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37000cm威尼斯出版社始终以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要全面深入了解中国文化,除了依靠我们自身的努力与探索,还应该具有全球的视野。作为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汉学数百年的历史充分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巨大魅力与影响力,更为我们提供了异域之眼,对我们转换角度、审视自身,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他认为,海外汉学对中国经典文本的翻译同样值得关注,如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得者康达维对《文选》的翻译、柯睿对赋与诗歌的翻译,丛书对相关内容均予以专门保留。海外汉学家们在中国古代经典文本的翻译与研究上所投注的心血与努力令人感佩,我院社对丛书的出版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精编、精校、精印。丛书出版后获得了广泛关注与众多好评,许多传统文化爱好者、大众读者也给予积极回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翻译,表面上看是一种语言同另一种语言之间的转化,实际上却是包含了多个结构层面的转换。”吉灵娟作为译者代表分享了她在翻译海外汉学著作过程中的感受。她认为,突破语言的关卡并不意味着就能完全领略原著的学术魅力。译者的思维方式、审美旨趣,以及双方对异域文化的认同度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译文质量。《海外汉学研究新视野丛书》的作者在著作中都对中国的相关文本做了不同程度的翻译,现在再将这些著作翻译成中文,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互动。这正如芝加哥大学教授苏源熙在书中专门谈到的,希望这本书能带着他对中国文化瑰宝的憧憬与探求,通过学术对话,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这也正是这套丛书的整体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