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和评价中国佛教史上的解经文献，涉及汉传佛教的整体定位、汉语佛典结构的判释重组和中国佛教史的新编重写。6月16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佛教解经文献研究”开题论证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15所高校的2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该重大项目由北京大学教授李四龙担任首席专家，旨在汇总中日韩三国古代汉语佛教解经文献，探索和提炼在以往佛教史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佛教解经学”，即构成中古僧团主体生活和佛教宗派思想基础的解经实践。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佛教解经文献研究”开题论证会现场 北京大学/供图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郭琳在致辞中提出，该项目不仅研究中国佛教，还涉及整个东亚佛教史和佛教学术界，是在人文领域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范例。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程乐松在致辞中表示，该项目的研究有助于创立汉语佛教解经学的范式。两位老师分别代表北大和北大哲学系表示，将尽最大努力给项目研究提供支持和保障服务。

系统整理研究汉语佛教解经文献

该重大项目开题论证会由中央民族大学人文学部主任、哲学与宗教学学院院长刘成有担任主席，专家组成员包括：著名敦煌学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方广锠，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张志刚，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傅永军，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湛如，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上海大学佛教思想史暨人间佛教学研究院院长程恭让，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龚隽，37000cm威尼斯哲学系教授、37000cm威尼斯水西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杨维中，清华大学哲学系副系主任、长聘教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圣凯。

论证会先由首席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李四龙介绍项目整体情况。据介绍，该项目以“汉语系佛教解经古文献”为研究对象，主要开展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系统整理东亚汉语佛教解经文献；另一方面是系统研究汉语佛教解经文献的诠释方法和思想内涵，依据东亚汉传佛教的历史脉络，还原中国中古时期高僧大德实际所用的“佛教解经学”，使之成为当代佛教研究的新学科，并在此基础上开拓作为佛教哲学分支学科的“佛教诠释学”。

据了解，“汉语系佛教解经古文献”主要是指古代东亚文化圈高僧大德在以汉语讲经说法时形成的佛教典籍，以讲解汉译佛典为主，亦可阐释前代祖师的佛典注释。在编目整理和诠释研究方面，国内外学术界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但未对这批解经文献做出专门的系统研究。该项目重点彰显这批解经文献独立于印度佛典的学术价值，即汉传佛教的主体性。在以往的汉文大藏经里，它们常被归入“杂藏”，该项目则将这批文献当作独立的研究对象。

该项目遵循“分类-编目”“解经史-解经学”“精选-导读”的总体思路开展研究工作，重点完成专著《汉译佛典解经学通论》，系统研究汉译印度佛典里的论义传统，以及重要的汉译经律论佛典的注释传统，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展开四大类汉译佛典诠释史研究：般若中观类解经文献研究、华严唯识类解经文献研究、法华维摩类解经文献研究、涅槃如来藏类解经文献研究。在东亚佛教史上，这些解经文献虽有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国别之分，但以经典为纽带，东亚汉传佛教有其特色鲜明的整体性。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基于汉传佛教宗派的东亚佛教整体上饱受批判，而在今天看来，汉传佛教的主体性与东亚佛教的整体性，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东亚文明的亮点，同时促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佛教复兴和宗教对话。

依托多年的专题研究，该项目课题组对汉语系佛教解经文献的编目整理已有相对具体的规划，对古代高僧大德的佛教解经学已有基本的概括。李四龙将之初步概括为“五维分析法”，即：体例、科判、宗要、论义、判教。“体例”是指解经的程式。南北朝佛教讲经，不仅有仪式感，还有相对固定的程式：首先是解释经题，相当于整个讲经活动的导论，所谓“开题”；其次是经文解释，所谓“消文”。通常情况下“开题”十分简略，主要内容是讲解经文。但也有例外，智顗擅长开题，以“五重玄义”（释名、辨体、明宗、论用、判教）发表长篇大论。“科判”是对佛典经典的判释，东晋道安被认为是汉地科判的开创者。科判的目的是阐明经义，起到“析疑甄解”“钩深致远”的作用。对经典结构的不同理解，直接决定对佛典思想的理解方式。“宗要”是点明佛典的根本精神或思想主旨、理论基础。对“宗要”的讨论，是中国佛教哲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代表特定时代的佛学主题。“论义”是解经过程中的论证方式。佛教解经文献通常包含重要的名相或命题，并采取“问答”等方式引发超出经文的思想。“判教”是在解经过程中对佛典的判释，既代表解经者对佛法的理解，也反映了解经者及其所处时代的佛典结构。这种特定的经典组合方式，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李四龙表示，“五维分析法”是课题组现阶段尝试性的理论概括，在运用到各种汉译佛典的解经实践时，还需要灵活处置。这些解经方法，直接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完成了中国化佛学思想建设，形成了富于原创、影响深远的中国佛教宗派。

在论证会上，四个子课题分别汇报了进展情况。福建师范大学副教授杨祖荣介绍了子课题“汉语佛教解经文献解题目录”的进展情况，向专家组介绍了首席专家李四龙和上海师范大学王招国副召集的多次小组讨论会，以及他本人在主持的“解经文献编目研讨班”，并讨论了其中涉及到的难点，如：出土文献的收集和识别、现存文本的调查和使用、学术前沿成果的判定和吸收等问题。

北京大学长聘副教授叶少勇介绍子课题“中观般若类解经文献研究”的研究进展，分为“从支谶到罗什的般若经译传”“龙树中观论典的传译与诠释”“南北朝、隋唐般若经的交融”“唯识思想与般若经的交融”等多个部分撰写，关注中国佛教的本土化解经意识兴起问题。

复旦大学教授傅新毅、中国计量大学教授邱高兴介绍了子课题“华严唯识类解经文献研究”，基于对中日韩三国汉语华严学、唯识学解经文献的系统研究，探究华严学、唯识学这两个最初保留了强烈印度佛教色彩的佛教理论，以及如何在汉地佛教思想家的解经过程中，逐渐淡化其印度佛教的论述方式，最终建立起以汉语为本位、具有中国特色的解经学方法体系。他们表示，对华严类解经文献的研究，从教内对比和教外对比两个方面展开，同时关注华严宗人和其他宗派的华严注释传统，建构华严解经学的多重维度；对唯识类解经文献的研究，将会重点关注《成唯识论》注疏群。

苏州大学教授吴忠伟、北京大学助理教授赵悠介绍了子课题“法华维摩类解经文献研究”的进展。法华类解经文献研究，将把汉译《法华经》诠释史与《法华经》专题研究相结合，关注不同时期、不同宗派或学派对《法华经》的解读方式和理论重心。“维摩类解经文献研究”将重点关注东亚佛教史上有代表性的维摩类解经文献梳理及研究，点面结合，借此探讨汉传佛教解经的通则与体例演进及其与文化语境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文良介绍了子课题“涅槃如来藏类解经文献研究”的进展情况，针对日本“批判佛教”等对汉传佛教如来藏思想的批评性论述，拟从思想层面上深入挖掘涅槃如来藏类汉译佛典的基本范畴，系统梳理如来藏思想与汉传佛教诸宗派的关系，与现有的如来藏思想研究相区别。

多维度推进汉语佛教解经文献研究

听取课题组汇报后，专家组进行了针对性的评议。毕生研究敦煌佛教文献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方广锠对该项目的立项和开题给予了肯定与赞赏，认为该项目对汉传佛教的历史研究和未来发展意义重大，我国学者现在决定展开这样的研究非常及时，表示将尽己所能帮助解决项目开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并向课题组开放他所主持的“敦煌遗书数据库”。

山东大学教授傅永军，从西方解经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汉传佛教解经学不同于西方方法论意义上的解经学，有其自身的文化语境和理论特点，因此该项目需要明晰汉传佛教解经学的旨趣、目标和基本轮廓。同时表示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典诠释学基本文献整理与基本问题研究”，愿与该项目深度合作，共同探索“诠释学”的中国学派。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湛如认为，佛教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该项目能把佛教讲经和解经单列出来，解答佛教中国化问题，诠释汉传佛教主体性与东亚佛教整体性，强调原典在佛教传承中的重要性，意义重大。他自己长期研究佛教律藏，熟悉汉语律典注释文献，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印度古典梵语文艺学重要文献翻译与研究”，愿意配合课题组开展律藏部分研究。

上海大学教授程恭让认为，该项目体系完整、意义重大，从解经学的角度切入，能使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研究展开由表层到内部、由表面到本质的深度探索。课题组团队非常齐整优秀，参与的学者既有精通汉语佛教文献的专家，也有对印度原语文献非常精专的中青年才俊。他建议，进一步划定解经学的边界，对佛教语文学、文献学、解经学和义理学做出更明确的区分，尤其是解经学和义理学之间的关系，针对“论”藏的内在复杂关系划出课题的研究边界，有的论典是讲义理，并非解经。

长年关注佛教解经学的中山大学教授龚隽建议，在编纂佛教解经文献目录时要注意文献分类标准的统一性；同时希望课题能吸收更多的前沿研究成果，譬如能及时体现日本古写经的研究成果，尽量列全传统的佛教经论研究成果。《维摩经》研究应关注佛光大学万金川先生曾举办的多届“维摩经与东亚文化学术研讨会”，该会对其梵文本、汉译本及其思想史、文本史意义做出了很多研究。

我院教授杨维中认为，该项目的研究计划完整而全面，有引领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示范意义，现在开题论证需要划定该项目的研究边界，厘清核心工作和延伸工作，做出合理的时间规划，确保五年内能完成其中关键工作。

清华大学教授圣凯认为，该项目极重要，现在确有必要从佛教解经学入手研究汉传佛教主体性，同时建议汉传佛教解经的主体性研究需要延伸到经典诠释的主体间性研究，即要对照儒家、道家和道教的解经实践；对东亚佛教整体性的关注，应重视以“经典”为脉络的研究视角，这样才能更好体现汉传佛教主体性；应当重视重大项目通论研究与子课题之间的整体协调，厘清解经学和注释史的关系，建议以“五维分析法”贯穿整个课题，展现佛教解经学的方法和理论。

课题组与专家组随后对该项目预期成果的写作大纲展开热烈讨论，理清项目的工作重心，挖掘佛教解经学通论部分的关键性理论问题，以期对佛教解经学有整体的把握。尤其是涉及到“佛教解经学”与“佛教诠释学”的关系问题，专家们讨论极其热烈。杨维中认为，佛教解经学比佛教诠释史具有更多的哲学内涵，因此该项目一定要做好前期的佛教注疏梳理工作，而且应把佛经汉译研究纳入佛教解经学框架内。傅永军从西方基督教解经学的角度对佛教解经学研究提出两点建议：一要明确佛教典籍是属于具有绝对真理的“正典”，还是能被质疑、作为理解典范的“经典”；第二，许多经文存在相互循环解释的现象，因此一定要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佛教典籍。张文良认为，该项目研究要开拓新的研究思路，加强子课题之间的联系和合作，比如研究《宝性论》对华严宗的影响等。此外，傅新毅对解经目录的编纂规范提出了重要的参考意见；圣凯认为，从中国佛教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如来藏经典的归属问题；成都大学林健老师提出，要注意日本与中国在法华研究方面的学术判断差异；福建师范大学副教授林啸介绍了他对净土类解经文献研究的思路和规划；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通然强调，禅宗亦有独特的解经方法和自身的内在逻辑。南开大学副教授赵文等课题组成员在线上参会。

经过热烈的讨论，专家组对该项目将来的预期成果提出了比较具体的建议。专家组认为，编撰六卷本《汉译佛典解经学》，内容取舍应视作者队伍的研究专长有所调整。专家组建议以多种方式呈现该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对“东亚汉语佛教解经文献选刊”给出了高度评价。

据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系佛教解经古文献编目整理和诠释研究”自去年底立项以来，课题组已举办“佛教解经与宗教伦理”19场系列讲座。